序
不要傷害
云也退
丹在特拉維夫接上了我，然后我們就沿著公路前往北方——丹的家在邊境高地上的一個村莊，一邊是黎巴嫩邊境，另一邊是戈蘭高地。村子周圍，葡萄園、橄欖林、無花果樹和獼猴桃林同大片的莽原緊密接壤，以色列城鎮(zhèn)里常見的那種用廢舊農具和武器做成的奇形怪狀的小雕塑，就豎在莽原之中。
車程要兩個小時，在兩小時中，車后座上至少有過三個搭車的乘客。都是男人，坐下之后，聊了幾句便不說話了，等一個下車了，過沒多久又上來一個。只是在開出去半小時，漸漸遠離城市了，才不再見有人招手。
丹并不認識這三個人。我問丹，你怎么讓他們上來呢？不是說現(xiàn)在沒什么人敢讓人搭車了嗎？
其他以色列朋友是這么告訴我的，他們說，因為恐怖事件時有發(fā)生，現(xiàn)在很少人敢接載陌生人了。他們這么說的時候神情凝重，有一個女人甚至嘆氣道：以色列不像過去那樣友好了。然后就告訴我，她一次半夜回來時，在車站孤身待了很久都找不到車的經歷。這經歷刻骨銘心。
丹回答我：“那也許人家真的有需要呢。”
在他家，我們聊了些啥，我都忘記了，唯獨路上的這句解釋我記住了。丹說得很隨意，一沒有不滿，二也沒有語重心長。我當時想的是“噢，他這個人真不錯”。我也把他的熱心腸告訴了其他以色列朋友，他們都說，啊，那這是個好人。再后來，丹把他的小說《安娜與我》的相關資料的復印件給我看，又把英文版發(fā)到我郵箱里，跟我說：“你能不能幫我翻譯下，設法出個中文版？”我立刻說：“我試試，爭取做到?！?p/>
但這事拖延了很久才做成。給以色列作家的書找到中國出版商很難，何況是丹這樣在中國不被讀者所知的作家；其間，我時常想起加拿大寫《少年 Pi的奇幻漂流》的那位揚·馬特爾寫的一次經歷：他在做一個讀書活動的時候，有個上年紀的陌生人走上來，給他一本自己印刷的自己寫的小說。丹或許也就是這樣一位“民間作家”吧，更何況以色列的猶太人文化修養(yǎng)那么高，不知有多少人，有事沒事地都寫過并出版過小說呢。
然而打開《安娜與我》，逐漸進入故事，我就無法不經常想起丹本人。小說的筆觸太柔軟了，軟到仿佛害怕弄破了紙，但柔軟并不意味著到處添加玫瑰色，或是避重就輕，專寫歲月靜好、人間真情；我是想說，丹在寫到“我”，或寫到安娜，或寫到其他人的時候，是用手指在人的身體和情感的表面滑動，在真實觸摸過后，才把手上的感覺轉化為文字；他格外地小心翼翼，不夸大地描寫“我”的任何一個舉動，對安娜和其他人，也不隨便下一個概括性的評語。
這里有一種避免傷害的習慣。它甚至說不上是什么美德，或是一個民族的良俗，它僅僅是一個人的自覺。丹寫的是一個名叫丹尼爾 ·阿爾特的三十多歲的男子，他最大的特征就是自卑，其貌不揚，未老先禿，連父母都認為他“是一個巨大的敗筆”；他干著一份教小學生的工作，懼怕被孩子們嘲笑，動輒懷疑自己能否干下去。然而，當?shù)ひ运彳浀墓P觸，淋漓盡致地呈現(xiàn)丹尼爾的卑微感的時候，我竟看不出這個人物的行事中有任何刺眼的消極之處，有任何讓人憑直感就引為糟心的地方。
他怯懦？談不上。他嫉妒？不。鬼鬼祟祟？更沒有——丹尼爾和丹本人一樣謹慎，避免傷害別人。這并非基于自知之明，想以禮貌、修養(yǎng)來補償容貌的缺失；這就是一種自覺，仿佛先天有之。就以故事中的一段情節(jié)為例：一個晚上，安娜離家，丹尼爾獨自和睡熟了的孩子在一起。被人忽略、被世界遺忘的感覺漫上心頭，他惦記著自殺，不覺走到了特拉維夫的主干道——艾倫比大街，覺得這里“悲哀而邪惡”。他來到一個沒有回頭路的幽暗的小酒店，在吧臺前喝酒、抽煙，然后看著周圍的“神情氤氳”的人，覺得他們都需要幫助，而他也的確可以借著酒勁發(fā)表一通演講……
“但也許，我，丹尼爾 ·阿爾特，為了超越他們，首先需要模仿他們，像他們一樣大口喝酒直到我委頓的肩膀無法承受腦袋的重量，直到我也在桌子中間爬行，爬向他們，爬向泥沼，吸入他們呼出的濁氣、香煙與酒精的臭味，笑著、哭著、詛咒、唾罵。我也需要花兩三天蓄點胡子，不再梳理我稀疏的頭發(fā)，在凌晨三點搜腸刮肚地嘔吐……”
這番心理活動震動了我。丹為什么要這么寫？
難道說，一個自卑至極的主人公，他就連發(fā)發(fā)豪言的機會都不可以有嗎？從一群厭世之人身上找點優(yōu)越感，難道不合理？更何況，僅就文學技巧而言，發(fā)酒瘋不是更能體現(xiàn)這個人的自卑嗎？
這一次夜游的后續(xù)是：小酒館里發(fā)生了爭吵，兩個人動了刀子，一人被捅死，書中暗示他是阿拉伯人。個體的爭端宕回到了背景里：那是 1973年，夏秋之交的“贖罪日戰(zhàn)爭”——也稱“第三次中東戰(zhàn)爭”結束后發(fā)生的事。在那場戰(zhàn)爭中，以色列遭到阿拉伯國家的突然襲擊，損失慘重，后來才把戰(zhàn)局扳了回來。戰(zhàn)后，果爾達·梅厄的左派政府倒臺，但在民間，戰(zhàn)爭的后果，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激化。書中的這一流血毆斗，是完全發(fā)生在丹尼爾的感受之中的：他起手寫的是“比如”，意味著他認為，或者說他希望，那毆斗、死亡都不是真的；然后，他又仿佛親眼所見似的，看到了在流血發(fā)生時，緊閉門窗、躺在床上、赤裸地摟在一起、逼迫自己入睡的人們。
兩個陌生人的口角，拔刀相向，痛苦的尖叫，會讓那些遠離現(xiàn)場的人為之感到痛苦——這是丹尼爾的感受和想象。由此回溯之前，丹尼爾不曾乘著酒興行事，實在也是出于感受他人后的自制：要避免傷害，無論怎樣，我不能任意地凌人，哪怕是對著一群迷迷糊糊的人，說一通誰都不會當真的胡話；因為我既然不知道他們心中存有何等的痛苦、絕望，我又如何能強勢地來指點別人的迷茫，或是嘲笑他們？
回到路上的經歷——我覺得丹有著同樣的自覺：假如人家真的有搭車的需要，我的視而不見，不就會對他們構成傷害？這頂多只是習慣性的一轉念，就像小說里，丹尼爾的那種自制的反應、那種“加戲”式的悲傷的聯(lián)想同樣是習慣使然。我受了震動，但我必須承認，這才是一個健全的人應有的反應。
我們是旁觀者，只是從新聞和各路時政評論、歷史百科中對那個地方產生印象；當然，某些去過以色列的人，回來后樂于跟人說那里“根本不像你們想象的那樣”，那里特別安全，人民友好，樂觀，漂漂亮亮的大小伙子大姑娘穿著軍裝跟人合影。然而當你稍稍讀一下《安娜與我》，或是別的以色列人——無論是早已知名的作家如阿摩司 ·奧茲，還是晚近較有名的如埃特加 ·凱雷特——的作品，就不會忽視行文中的那種悲劇感。在以色列久居的人不可能不沾染的這種情緒。假如有誰樂于說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之間誰對誰錯，說起這一蓬亂事的源頭，說起“真相”，說起事情應該如何如何，只可惜沒能如何如何……我都會覺得，他距離“悲劇”的認識十分遙遠，遠如陰陽兩隔。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認為自己正確，而整個結果卻是讓所有人都受到傷害——這就是悲劇。經歷過獨立戰(zhàn)爭，以及 1967年的“六日戰(zhàn)爭”，以色列人事實上就已經明白，悲劇不可避免，一方的勝利，就是另一方的失敗，而敗方不僅不會退出爭斗，而且還會將失敗的痛苦轉化為仇恨，時不時向勝利方發(fā)起反擊。勝利方則必須承受這種后果。一方面，他們不會徒然地陷于追悔，陷于憤世嫉俗，說當初不要取勝就好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會堅定而狂妄到發(fā)誓說要不惜一切代價地鞏固勝利果實，打倒所有的敵人，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他們在共同的、不祥的預感中體會自己和他人之間的聯(lián)結。要是讀過埃特加 ·凱雷特的書，你就會明白，以色列的媽媽們常常視他人的孩子如同己出，因為每個孩子日后都可能在服義務兵役時接受生死考驗；如果你讀過馬蒂 ·弗里德曼的紀實小說《南瓜花》，知道以色列人如何為年輕人的喪生而悲慟，進而將憤怒從針對敵人轉向針對自己的政府，你就能夠走近《安娜與我》中的丹尼爾。在這片土地上，如果人們表現(xiàn)出鎮(zhèn)靜、從容，甚至幸福，那是因為他們把所有的驚惶不安接受為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承認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概率死于非命，就如同《舊約》里，每一個人都是耶和華平等而武斷的造物。他們不會聽信任何關于解決中東難局的專業(yè)議論，卻會鄭重地告訴你，重要的是做到阿摩司 ·奧茲當年常說的兩個詞——“No injuries”，不要傷害。
在書中，當他在一個自己完全不情愿出席的婚禮場合里第一次見到安娜的時候，丹尼爾就知道他將和她斷不了關系：“她的臉上、身上散發(fā)出一種疲憊的寧靜，優(yōu)美高聳的顴骨上一雙深邃的眼眸帶著悲傷而疏離的神情，她的一舉一動、言語神情無不透露出一種刻意的自制。她輕巧而仔細地撥弄著眼前的食物，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簡短、精練，我的心充滿了好奇?！彼麄兿嘧R，相戀，自己也辦婚禮，婚后選擇住處，討論職業(yè)，撫育孩子，每一個階段都有裂痕發(fā)生；通過這些被親手撫摸的裂痕，自感卑微的丹尼爾活得越來越深，正是這種在生活之深處的深度感受，讓看起來并無什么要事發(fā)生的情節(jié)，變得就像被割下來舉在眼前的血肉一樣真實。
我們需要這種真實。以我對丹的了解，我相信他在很多時候是在講自己的故事，這時，他不需要編制什么讓人拍大腿稱絕的情節(jié)，只要從他有過的體驗中擷取點滴，就比如他寫到安娜帶孩子回她父母家時的反應：
“每一次安息日安娜從她父母家出來都帶著氣憤、沮喪的心情，發(fā)誓賭咒說再也不回那個充滿衰老腐朽氣息的小屋子里去了。但過后想到他們在這世上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shù)了，她總是會改變主意?！?p/>
我也不止一次地和以色列朋友度過安息日。在丹的村落里，逢安息日，早已是老熟人的鄰居們見面、致意，親屬們在一起，輕聲說話、唱歌。猶太人每周雷打不動的守安息日的古老風俗，即使在這個國家的大城市里也得到延續(xù)：周五日落后到周六日落之間，這 24小時，就宗教傳統(tǒng)而言是用來讓猶太人思考和上帝的關系的，不得工作，不得喧鬧，不得嬉游，而必須和家人在一起，在外人看來，這就是歲月靜好，但你可體會過，這種來自歷史暗昧不明的深處而加諸當下每個人的、迫使他們與親人和鄰居定期面對面地共處的傳統(tǒng)，如何在漫長的時日里塑造他們內在情感的形狀和層次？從《安娜與我》的敘事中，你能看出作者所經歷過的無數(shù)個與人共處的時刻，其中有過太多的空虛、寂寞、無聊、抵觸，而所有經驗終究削尖了一個人的感受力，促使他體察愛與恨、嫉妒、怨懟、依戀等情緒，并對自卑和自負之間、疏遠和親近之間的轉化有敏銳的洞識。
人們在接近，人們在遠離；人們互相吸引卻又彼此排斥。如果你看過以色列劇團排演的話劇，你也會有類似這樣的體會：人總在行走，一旦走起來，就好像舞臺成為一個無邊的所在，人不會停歇，即便他們分明是在舞臺上轉圈，你也會感到道路在他們腳下是無限延伸的，就像無形的時間被有形的鐘面上的指針所代表。他們的舞蹈也是一樣——以色列人的憂郁、感傷，在他們最出色的藝術形式中，是被體現(xiàn)為一種日常的身體表達的。如果沉浸到《安娜與我》的氣氛里，你會感到任何一句像這樣的對白都有未盡之意：
“我問安娜是否想要給自己找份工作，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不會讓任何人照看羅恩，’她說，‘如果說到掙錢，我可以在家工作，把繡品賣給任何喜歡它們的人。’”
在這樣的故事面前，我們必須收起所有脫口而出的輕率評價，像是“跟這樣的女人生活多累”，“這男的太沒主見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類；當我們把“每一天都是余生的第一天”之類的話當作“箴言”接受并傳誦，我們應該檢省自身，是否真正將“哀矜勿喜”變成了自覺。在以色列，每個人都活在上一場戰(zhàn)爭結束后，下一場戰(zhàn)爭尚未開始之前，他們絕無興趣向外國游人展示自己的談笑風生、處險不驚。關于《安娜與我》本身，我就想提及這些，它從一開頭就揀選它的讀者。
丹尼爾一直想住到耶路撒冷，但安娜堅持要把家安在特拉維夫。從書中丹尼爾的這段感受里，我能看到我的朋友丹·夏維特，是如何以真誠做尺，仔細丈量后才讓語言從他的筆下流出的：“在特拉維夫能夠看到的景色是多么貧乏、無趣呀——沒有蜿蜒的小巷，沒有起伏的道路，沒有意想不到的景致展現(xiàn)眼前，沒有一點層次。一個建在風沙之上的紙片城市。同時，我又感覺到自己被這座城市的精神所吸引，那是一種欣然而包容的漫不經心……”在任何的旅游手冊上，你都不可能看到這樣的城市描述，但一個有所渴望的閱讀的頭腦將領取它的厚賞。
2021年 5月
（云也退，生于上海，自由作家、書評人、譯者，開文化專欄，寫相聲劇本，出版《自由與愛之地》《勇敢的人死于傷心》，及思想傳記類譯作《加繆和薩特》《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 20世紀》《開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