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重新連接世界，重新連接自己
一
人類理解自身的障礙，就是人類本身。
自文字發(fā)明以來，人類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記錄和學習歷史。但迄今為止，大部分人類歷史記載的內容屬于政治精英，少部分屬于思想和文化精英。
我們閱讀薩爾貢、拉美西斯、亞歷山大、凱撒和嬴政的故事，思考佛陀、大雄、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和孟子提出的問題，欣賞荷馬、維吉爾、李白、杜甫和莎士比亞的作品。
我們很容易為這些人類的優(yōu)秀個體所臻至的成就感到癡迷，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中處于層次。他們執(zhí)掌權力、塑造道德、把控輿論、進行統(tǒng)治，他們一句話就可以改變他人的命運。而與之相對的，我們很容易對另一類人—獵人、農夫、商販和工匠的重要性視而不見。我們認為這些人渺小、卑微，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里只能隨波逐流，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然而，這兩類群體代表的力量，究竟誰更重要？
如果跳出人類的身份，站在人類之外，只把我們這個族群當作一個普通的生物物種，也許會得出更有趣的結論：
以現(xiàn)代人為標準，人類成年個體的臂長約為60—70厘米，腿長約為80—90厘米，這也是人類自身的攻擊范圍。而當人類發(fā)明投槍之后，有效攻擊范圍即可上升至10米以上，可以在相對安全的攻擊距離上獵殺猛獸。這意味著人類族群安全活動半徑的大幅擴展。
人類成年個體的合理負重能力約為20公斤上下，而馬的負重能力約為70—100公斤，是人的4—5倍。馬能發(fā)揮出的拉力相比人而言大致也是這樣的水平。這意味著，當人類成功地馴服馬之后，負重能力和拉力就可以提升4—5倍。
馬的拉力曾經被工程師用于衡量機械的功率。一馬力就是一匹能夠拉動33000磅并以每分鐘1英尺速度前進的馬所作的功率。當人類發(fā)明水磨和風車之后，這些機械的功率可以達到3—60馬力不等。而在瓦特改良蒸汽機后，一臺蒸汽機鍋爐的動力即可達到70馬力上下。建造10臺鍋爐，就能擁有能夠持續(xù)輸出700馬力的能量源。這意味著人類獲得了更大的效率來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
凱撒和拿破侖，綜合評判其知識水平、意志力、洞察力和判斷力，從個人角度講，究竟誰的能力更強？這個問題很難有明確答案。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為他們勞作的農夫和工匠們所能利用的生產力是有質的不同的。拿破侖時代，人類這種物種可以憑借蒸汽動力大量制造凱撒時代的奢侈品，也可以憑借槍械和火炮的力量大量殺傷自己的同類。這并不意味著拿破侖的能力相比凱撒得到了質的提升，而是意味著拿破侖必須按照新時代的游戲規(guī)則來實施他的統(tǒng)治行為。他必須秉持大革命時期創(chuàng)設下來的平等理念，激發(fā)第三等級的愛國熱情，才能夠調動他的士兵采取新式作戰(zhàn)方法殺敵；他也必須頒布法典，保障全民的財產權利，便利工商發(fā)展，才能獲得有產者的支持；他也必須開設學校，在貴族之外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才能獲得優(yōu)秀的指揮官群體。
有人也許會說，這樣講，是不是輕視了自啟蒙運動以來為人類文明進步所做出貢獻的偉大思想家們，是不是褻瀆了法國大革命中為理想主義拋頭顱灑熱血的英杰們。難道他們的一切奮斗，都只是為了功利性的目的嗎？他們所期盼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只是為了增強生產能力和殺傷能力嗎？難道盧梭、西耶斯和拉法耶特侯爵這樣的人物不是以真誠的思考和行動在支持著人類的進步力量嗎？難道羅蘭、布里索和孔多塞這樣的人物不是為革命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嗎？
對此，我從不質疑，并且高度尊重他們作為個體對偉大事業(yè)的真誠、虔敬和犧牲與奉獻精神。但是，就一個族群的整體歷史命運而言，如何定位虔敬和犧牲精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需要采取更為理性和審慎的視角。
例如，動物界中也不乏有犧牲和奉獻精神的族群，譬如我們都熟悉的螞蟻。在蟻群中，為了保障族群繁衍的核心—蟻后，工蟻們經常需要做好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在法屬圭亞那，有一種白蟻的工蟻會在體內積累毒素，一旦遇到天敵，工蟻就會自行爆炸，抵御侵入者。在巴西，另外一種螞蟻的工蟻會在黃昏時封堵巢穴的入口，防止氣溫下降和冷風對蟻穴造成傷害。而這種工蟻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即便封門時它在巢穴的外面，會把自己回家的路堵死，它也照封不誤。
站在螞蟻的視角上，這些犧牲者應該在它們的歷史上留下姓名，為蟻群所尊敬吧。但是，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某個蟻穴繁衍數(shù)千代之久，卻在某個清晨被一輛人類的推土機連根崛起，全部摧毀，所有工蟻的犧牲都沒有了意義，而此后能讓蟻群生存下來的確定可靠的知識，就是遠離人類這個物種的活動。
人類族群內部那些偉大的精英人物們，他們的犧牲和奉獻，究竟是否讓我們獲得了物種延續(xù)所必須依賴的、確定可靠的知識？
二
也許又有人會說，你的觀點我一點都不陌生，我們從小到大都在學習唯物史學，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你的觀點不過是換了種說法的“技術決定論”而已。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一項原理。知道這項原理的存在，并不代表我們就能夠將之運用于改善世界的努力之中。
1917年2月，列寧從德國回到俄國，準備接管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活動。七月危機之后，他前往芬蘭避難，并在那里花了兩個月時間寫作了《國家與革命》。這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對俄國革命形勢和使命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在這部書中，他相信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將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消亡。屆時，無產階級政黨將以社會性的直接民主代替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虛偽民主。公共利益和社會發(fā)展利益將直接在社會生產與自治的層面得到解決，而無需再經過國家這樣一個統(tǒng)治階級的中介性工具。
然而，在率領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之后，列寧在實踐過程中發(fā)覺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行的。無產階級政黨取消國家還不現(xiàn)實，反過來，它還只能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實現(xiàn)自身的各種計劃與藍圖。后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lián)盟建設的國家機器，是當時世界上為強大的國家機器之一。
從根本上來說，列寧試圖消滅國家機器的設想不合理，恰恰是因為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技術組織形態(tài)決定了，除了大規(guī)模集中與高度科層化之外，沒有其他在可行性和效率上可以與之相媲美的組織形態(tài)。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是大規(guī)模工廠、鐵路與電氣化技術的時代，這些技術要求大規(guī)模投資，要求具備高度理性化和動員能力的組織形態(tài)，要求工人們服從集中式的管理，嚴格按照自己崗位的操作規(guī)則進行生產活動，這一切都是與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相匹配的。即
便在英美這樣的自由主義國家，我們也可以看到，那是英國文官隊伍不斷專業(yè)化的年代，是福特汽車流水線誕生的年代，是弗蘭克·古德諾創(chuàng)設行政法和公共行政學科的年代。在這樣一個年代，列寧即便在政府層面消滅了強大、集權的中央王國，他將面對的也是一個個以現(xiàn)代工廠和企業(yè)為組織單位聚合而成的小王國。他所面臨的局面只會離他的理想主義更遠，而不是更近。
或許，列寧的設想，也就是工人階級通過直接民主的形式管理企業(yè)和社區(qū)，有可能在信息技術高度發(fā)達的今天看到曙光，就像今天的民眾在網絡平臺上對政府機構和壟斷企業(yè)提出輿論監(jiān)督一樣。但是，在上一次工業(yè)革命的年代，他別無選擇。
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解比列寧更加深刻？但即便對一項道理的理解深刻若此，在現(xiàn)實中，列寧也必須對技術塑造人類社會組織形態(tài)的力量低頭。還有誰敢說，在歷史那些魔鬼般的細節(jié)中去把握技術對人類這一物種根本性的塑造能力，這種努力是老生常談、不值一哂的呢？
三
人類首先是一種動物，這種動物有它生理層面的局限性，而技術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惟此，我們才能正確地審視人類文明的脆弱性與對技術的依賴性。
但是，我同樣不認為，人類必須匍匐在技術的力量面前，完全成為其附庸。
人類這種動物與其他動物有一點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我們的想象力足夠發(fā)達，以至于把我們想象出的虛構事物當作真實世界的結構和規(guī)則。我們可以想象出各式各樣的神，想象出道德和習俗的信條，想象出法律，想象出貨幣……當我們進一步發(fā)明出實際存在的組織來維持和運營這些想象出來的東西之時，它們就全部成了社會賴以運轉的真實存在。誰敢不承認銀行賬戶上的數(shù)字就代表真實的財富？誰敢不承認寫在紙上的《刑法》有真實的威懾作用？誰敢不承認某些虛無縹緲的宗教派別之爭可以引發(fā)席卷數(shù)十百萬人的戰(zhàn)爭？
既是如此，人類同樣也可以運用技術的力量，為想象出來的事物服務，比如道德、正義、真理和信念。
在活字印刷術誕生之初，紙張成本還十分昂貴，這項技術優(yōu)勢的生產領域，其實是贖罪券。教會印發(fā)的贖罪券往往只有一頁紙的篇幅，售價遠高于紙的成本，同時又可以低成本大規(guī)模復制。這是活字印刷術適合發(fā)揮其長處的一門生意。從這個角度講，教會生產贖罪券這種經濟模型，是符合技術進步趨勢的。如果人類本身就應該匍匐在技術進步的腳下，依附于技術進步的力量，那么當時人理性的做法，就是支持教會的一切活動。
但有一個人改變了這一切，他就是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成功地領導了新教革命，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他非常了解活字印刷企業(yè)的經營模型。他的《九十五條論綱》也只有一頁，而且為了配合印刷企業(yè)的經營模式，他很少寫大部頭著作，多數(shù)都是小冊子，還使用當?shù)厝嗣裣猜剺芬姷牡抡Z，而非佶屈聱牙的拉丁語。其結果是，他的著作在一百多年的歷史里都保持著歐洲市場的紀錄，這才使得新教得以迅速傳播并深入人心。
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類這一物種的生物屬性，但反過來人類也可以賦予技術以靈魂。這種特定關鍵點上的技術突破，對于有著足夠信念、勇氣和技術洞見力的人來說，就像是一個能夠翹起地球的支點。在1517年這個歷史關節(jié)點上，馬丁·路德翹起了地球。如果不是他，而是教會利用活字印刷術不斷生產沒有靈魂的
贖罪券和宣傳手冊，新教革命也許根本就不會發(fā)生，而遑論隨后的歷史變革。
馬丁·路德這樣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們癡迷的人。他了解并且能夠調動我們這個物種的局限性與脆弱性，以技術的力量為之灌注靈魂。在人類歷史記錄中留下姓名、廣為人知的偉大人物里，這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四
2020年，我們都感受到自己身處某個重大變化的關鍵時間坐標上。中美在這一年于科技領域展開的沖突和博弈，一定程度上定義了當下這個節(jié)點作為歷史坐標的敏感性，也注定于未來的史書中留下記錄。
而身處漩渦之中的我們，又是否足夠了解這個對手在技術博弈層面曾經展現(xiàn)出來的瘋狂想象力與執(zhí)行力呢？
1919年，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參與了一戰(zhàn)結束后的巴黎和會，并對談判結果表示不滿而宣布退出會談。他在次年出版的《和約的經濟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解釋說，歐洲文明的危機，源于人口爆炸。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總人口在1914年達到2.68億，這樣密集增長的龐大人口會造就大量展開激烈競爭的無產階級，一旦他們忍耐不住，就要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更多產品，其結果就是比次世界大戰(zhàn)更激烈的戰(zhàn)亂和動蕩。因此，巴黎和會主張單方面懲罰德國根本無益于問題的解決。要想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是繁榮和工業(yè)化，而其中的樞紐就是德國。因此，歐洲和平的關鍵在于德國的再工業(yè)化，而不是德國的去工業(yè)化。
盡管凱恩斯的觀點未能終影響巴黎和會的結局，但他的理論卻在美國知識界得到了回應。20世紀20—40年代，以沃倫·湯普森（Warren S. Thompson）等一干人口統(tǒng)計學家為代表，提出了所謂“人口—國家安全理論”，認為人口過剩會引發(fā)資源枯竭和饑荒，從而導致政治動蕩和叛亂；而在這種政治動蕩中，主張土地改革、均分財富的左翼政黨會贏得支持，如果它們上臺，將會對美國利益造成重大威脅。因此，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應當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向發(fā)展中國家輸出農業(yè)生產技術。
湯普森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人口統(tǒng)計學會的首席專家，他的理論影響了小洛克菲勒，而后者又影響到了當時美國的決策層。1941年，由美國副總統(tǒng)牽頭，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墨西哥發(fā)起農業(yè)援助，派出五個農業(yè)育種學家前往墨西哥考察并建立研究基地，傳播小麥育種、灌溉工程修建和現(xiàn)代農業(yè)種植技術。從1940年到1965年，墨西哥的人口從1976萬增長到4534萬，預期壽命從39歲提高到60歲。
當然，農業(yè)技術的傳播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墨西哥的命運。徒有技術，并無社會與政治制度的革新與配合，舊的利益集團依附于長期執(zhí)政的革命制度黨內，導致新技術遲遲不能發(fā)展應用，整個墨西哥不斷被鎖死在農產品和資源外向型經濟的老路上，人口增長帶來的紅利也消耗殆盡。
但是，對美國來說，這筆生意足夠一本萬利了，百萬美元上下，五個科學家，讓墨西哥一代人吃上糧食，這已經足夠讓墨西哥人民拋棄對左翼政黨的支持了。1946年起，墨西哥左翼政黨始終無法招募足夠多的會員（合法資格需要3萬名注冊會員以上），到60年代，其會員人數(shù)也只能維系在5萬人左右，約占工作年齡人口的0.28%，這使得其被迫一直采取和平選舉的路線，直至1981年合并消亡。
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將墨西哥的成功經驗歸納為“第四點計劃”，宣稱美國將對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實施技術援助，以對抗
蘇聯(lián)陣營的崛起。以農業(yè)生產領域為例，自40年代墨西哥的農業(yè)技術推廣，到戰(zhàn)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在印度、菲律賓、巴西、伊朗乃至英國都進行了持續(xù)的技術推廣努力，后來被稱為“綠色革命”。這場革命涉及的國家有幾十個，涉及的人口達到二十億人。農業(yè)技術革命的普及使得大量當?shù)刈笠碚h的革命希望變得渺不可及，使得大量發(fā)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更加依賴跨國公司的技術供給，也使得全球人口的再生產高度依賴于世界資本與技術循環(huán)，對全球政治版圖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然，美國政府之所以高度重視“綠色革命”，其動機在于冷戰(zhàn)。糧食就是人口再生產，為了在冷戰(zhàn)中獲勝，美國以糧食和子宮為武器，直接在人類物種規(guī)模的層面上調節(jié)全球政治系統(tǒng)的動態(tài)平衡，使其高度傾斜于己方。美國在這一計劃中表現(xiàn)出的宏大想象力和強大執(zhí)行力令我感到震撼。
當然，育種、灌溉和化肥是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時代的產物，“人口—國家安全理論”也是二戰(zhàn)之前的設想，甚至沃倫·湯普森這個名字連美國人自己都已經快要遺忘了。但是，美國有資格驕傲和健忘，而我們卻沒有。在面對這樣一個強大對手時，你必須要比他更了解他自己，才有獲得勝利的希望。
五
這本書試圖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俯視上述所有人物和歷史事件。
這當然不是說，我自認為比列寧、馬丁·路德、約翰·凱恩斯和沃倫·湯普森的高度還要高。恰恰相反，我為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僅僅是因為我認為，要更為準確地理解人類文明自身，就必須重置我們的觀察視角。
過去人類慣常的觀察視角，要么是以具體的個人在具體時空的活動為出發(fā)點，要么是試圖從歷史發(fā)展脈絡中提煉某個主義或歷史規(guī)律。我以為，更有意義的視角不是提煉歷史規(guī)律，而是提煉物種規(guī)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規(guī)律遠超于歷史學家們熟悉的帝王將相史、文明史或思想史。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外，農夫、工匠和商販們代表的龐大卻易遭忽視的底層物質力量，必須得到反饋。
同時，人類這一物種在想象力和社會凝聚性的高度上又遠超其他物種。所以，我們也不能按照生物學或人類學的辦法，將人類想象出的道德、正義和社會規(guī)范視為無物。畢竟，這本書不是為火星人，而是為地球人寫的。對地球人來說，既然想象出來的原則和規(guī)范如此重要，我們就必須給它足夠的重視，觀察它與技術和物質性力量之間的互動規(guī)律。
所以，這本書不能按照傳統(tǒng)的技術史方式進行寫作。我選擇的是那些個人認為關鍵的歷史時刻，期望以小見大，講述每個時刻節(jié)點背后的魔鬼細節(jié)是如何具體而微地影響了宏大歷史的走向的。從這個角度講，這本書大概相當于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只不過它是以技術作為主角的。
今天這個時代，就如同20世紀初期，世界正在發(fā)生緩慢而堅定的轉變，看似堅固的大廈正在坍塌，未來的路卻有可能從誰都未曾想過的方向上浮現(xiàn)。這本書沒有辦法告訴人們答案是什么，但卻可以展現(xiàn)歷史上那些牢固的大廈是如何坍塌，而新的道路又是如何浮現(xiàn)的。
我在開始寫作這本書時，是有些惶惑的，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曾習以為常的專業(yè)視角，其實并不全然是這個世界的真相，也不全然符合這個世界的運行規(guī)律。隨著寫作的不斷進展，我漸漸鎮(zhèn)定了下來，更漸漸感到了快樂，開始重新連接世界，重新連接自己。
后，祝你讀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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