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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遇到精神危機的時候，你的解決方案是什么？
許倬云：我傷殘之人，要能夠自己不敗，不餒……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有殘缺，不去爭，不去搶，往里走，安頓自己……看東西要看東西的意義，不是看浮面，想事情要想徹底，不是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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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對你來說，文學是什么？
白先勇：法國《解放報》問好多作家，你為什么寫作。我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化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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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現(xiàn)在回憶起來，那二十年的時光里，他對你最深刻的改變是什么？
李銀河：我覺得他使我變成一個很有激情的人。這是他對我最大的改變，一生保持激情，這應該是最好的生存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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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如果你的學生剛入學不久，問陳老師到底什么是哲學，你會怎么回答？
陳嘉映：有好多好多種回答，我挑一種吧，就是以說理的方式達乎“道”吧。
許知遠：那“道”又怎么解釋？
陳嘉映：一個豐滿的精神世界吧。這個精神世界不是指個人的靈魂生活，而是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客體相通的一種狀態(tài)。
許知遠：存不存在某種核心的東西，是你最希望學生擁有、最渴望傳達給他們的？
陳嘉映：那我會說是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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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如果能碰到張愛玲，想跟她聊什么呢？
金宇澄：那我肯定聊八卦了，我喜歡聊八卦的嘛。我看到《小團圓》真的內心蠻激動的……里面說她和胡蘭成第一次見面，兩個人挺好的，第二天胡蘭成來，問她“你覺得我們倆怎么樣”。這里很妙，張愛玲一聲不吭，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信封里都是胡蘭成昨天的煙頭。對一個男人的喜歡到了這么一個獨特的地步，大概也只有張愛玲能夠做到。
許知遠：我們都喜歡聽八卦。
金宇澄：八卦是一個人的天性，所以一想到八卦，我就充滿希望，因為再怎么掩蓋，再怎么企圖去人性化，人的本性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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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意識到對現(xiàn)實世界無能為力，對你會有困擾嗎？
唐諾：困擾當然會有。胡蘭成在他十幾歲時候的作品里講過一個故事，呂洞賓當年學點金術，問他的師傅說，點石成金之后，永遠就是黃金嗎？老師很誠實地告訴他，不，五百年后會恢復成石頭。呂洞賓覺得這不是真的，所以他不學。胡先生喜歡這個故事，他說這是對絕對性的要求?？梢姾壬菚r很年輕，因為會喜歡絕對性的都是年輕人，要么我要全部，要么我什么都不要——但是人生很少有東西是這樣。
我所相信的那些，我知道都不夠牢靠。問題是，所有東西都在這種不絕對不保證的狀況之下，你還要不要你的信念？你還愿不愿意全心全意地工作？博爾赫斯晚年眼盲的時候去到撒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外一個地方，把沙子放下來。他說，我正在改變撒哈拉。他說，這么簡單的一句話，是我積一生的經驗才能說出來的。我喜歡這句話。所有的書寫都掙扎著向永恒，但不會真的完成。我們必須在這個事實底下工作、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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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你是很典型的上一輪全球化的受益者吧？從湖南茶陵出來，然后去美國讀書，周游世界，最后在香港教書，其實是那一輪全球化非常重要的參與者。你最近有感覺到自己習慣的這個社會馬上就要消失了嗎？
陳志武：一定程度上會有一點調整，但另一方面，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雖然未來這些年，脫鉤等趨勢會有一些上升，但是完全脫鉤，完全回到四十年以前，甚至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世界，那個概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全球化的趨勢過一些年以后又會啟動，加足馬力往前走的。人類相互融合在一起，人類文進程是我最信得過的，這是一個我愿意賭上我所有的錢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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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我特坦白，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閱讀史里，我覺得你是我碰到的在內心深處有最強共鳴的一個人。我覺得我特別理解你談的所有問題，而且把我想表達的都說出來了，對當代的看法，和對自己的看法，我像在聽一個更高明的我在說話。
西川：我忽然有一個感覺是，這不是互相吹捧，我感覺咱倆是個復數，我們是四個人在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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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我問一個庸俗的問題，怎么判定這些器物值多少錢呢？
許宏：說實話我真的不懂鑒寶，我只見過真的，沒見過假的，只知道歷史價值不知道市場價值……在考古學界，監(jiān)守自盜的事非常少，人活得純凈?？脊沤绲睦舷壬褪沁@樣，從李濟先生他們開始就不自己收藏文物，有的話說不清楚，究竟是買的還是從隊里拿的，干脆一件都沒有。這確實是整個考古界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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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所以你看我們現(xiàn)在生活的世界，微信的世界、阿里巴巴的世界、美團外賣、各種APP，沒有任何距離，全部都成了附近，那種層次感消失了，心理上的附近就消失了。
項飆：高科技確實帶來很多好的事情，但高科技平臺經濟把很多東西變得不可認得了，很模糊，所以培養(yǎng)看自己生活的這雙眼睛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要了解附近到哪兒去了，你可以去問美團平臺的設計師，對他來講，附近太重要了，他得要精準地掌握所有附近的大數據……大數據其實是靠這種附近疊加出來的……會帶來一種新的方便感——我要什么，馬上就能來，所以會帶來很多我們看不見的勞動。附近是靠人的活動編織出來的，現(xiàn)在你的活動消失了，但別人在付出勞動，快遞小哥在爭分奪秒，數據化的附近是靠他們這種非常物理的勞動編織出來的。
許知遠：這種即刻性對人本身或者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會帶來什么改變？會不會出現(xiàn)一種新的野蠻化或者本能化？因為道德感是在相對更長期的關系中形成的。
項飆：很難下斷論，因為這是一種新的現(xiàn)象……我們還有其他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學校教育也很重要，不都是即刻性的。但在這種被即刻、方便所裹挾的趨勢下，會讓一些遙遠的道德問題變得高度情緒化。好像道德上被傷害了，但是這種情緒也很快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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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對你來說，新書背后的主要驅動力是什么？
赫拉利：我希望能讓更多人清楚地了解世界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使人們有能力加入關于人類未來的討論……我是幸運的，我是一名教授，我有很多錢，我給自己閱讀和思考的時間，而大多數人太忙了，他們必須去上班，必須照顧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他們沒有時間。雖然我無法給所有人金錢、食物、衣服和住房，但作為一名學者，我可以試著給他們提供清晰的視野，使他們能夠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們知道什么是致其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的幻想和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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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我們現(xiàn)在談論譚嗣同，你覺得價值和意義所在是什么？
馬勇：從“戊戌變法”的教訓當中我們可能看到，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分工合作的社會，每個人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我認為1898 年所有問題的癥結，就是知識分子超越了自己的專業(yè)知識指引，做了很多自己沒有能力去把握和做成的事情。
……所以我講，知識分子要守住自己的邊界。
當然，政治家也要檢討，政治家能不能有寬容心？如果不是這樣一個流血的結局，而是通過充分的審判、充分的辯護，這個事情今天還要這樣討論嗎？不要討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