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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的旅德隨筆集。作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足跡遍及德國多個地區(qū)，搜集了大量德國歷史資料，對其文化有深入體悟。書中每篇文章均以親身經歷、具體事件或人物為發(fā)端，生發(fā)開去，追昔撫今，以通俗生動的文字深入講述德國歷史中的大小事件和重要人物，每每富有戲劇性，并配入大量歷史圖片和實地拍攝的照片，力求為讀者全方位提供形象而生動的德國信息。本書既可作為通俗的文史哲類讀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德國文化旅游的向導書籍。

孫小平，1954年生，復旦大學哲學系畢業(yè)，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數年，后赴德國求學，獲德國漢堡大學神學博士學位，1997年至2000年于復旦大學任教，現主要從事中德兩國間的文化學術交流活動。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 1

眾神居所，生死因緣 / 34

槍口前舉起雙手的男孩 / 60

“女武神行動”與所多瑪的義人 / 75

想要回家的好人 / 94

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 / 111

JEDEM DAS SEINE / 130

踽行孤影 / 151

阿爾卑斯山逃生記 / 189

我感受著痛苦的饋贈 / 207

被絆倒的是人的心靈 / 216

“我與死亡有個約會” / 233

我的心牽掛著那垛孤獨的城墻 / 249

你的墻垣常在我的眼前 /275

德意志是個偉大民族，百年震蕩，大起大落，為世界史上僅有。八千萬人悲歡離合，生生死死，縱有莎士比亞再世也難道其萬一。

小平在那塊土地上生活了四十年，可謂“知德派”。我跟他多次游歷德國，每一次他都“別有用心”，讓我有意外收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3年初冬從柏林去漢堡，途經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車停處，先讓我抬頭看。此前剛去過烏拉爾山，尋訪世界唯一僅存的“古拉格”真跡，在關押索爾仁尼琴之類的鋪板上平躺過一會。也去過布達佩斯“恐怖之屋”（Terror Háza），在納吉被槍斃前的地下“站籠”里豎立片刻，體驗過一次?？植琅c丑陋，我已見慣不驚，但他那一次讓我抬頭看，著實意外，至今難忘。那是用鐵條打出的一條標語：“勞動創(chuàng)造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句話既熟悉又意外，熟悉不必多言，意外是它的原出處竟是30年代的納粹集中營，而且是以黑鐵拼成大字，焊接在納粹集中營的門柵上！這一次他終于出書，囑我作序。我想利用這一機會把他諸多“用心”事先說穿，好讓讀者朋友有個思想準備。

一，戰(zhàn)敗是德意志重生之路。

20世紀30年代納粹崛起，橫行歐洲，德國內部健康力量有反抗，終于被鎮(zhèn)壓；外部綏靖主義盛行，英法民主國家步步退讓。在這一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德意志走上一條浴火涅槃之路：只有讓邪惡力量自食其果，在它挑起的對外戰(zhàn)爭中徹底戰(zhàn)敗，才是德意志擺脫絕境，轉向正常國家的必由之路。

百年德意志所經歷的政治變遷，幾乎是一張教科書級別的政體清單，舉凡人類能夠設想的各類政體，它一一不漏：威廉二世的君主專制，一戰(zhàn)戰(zhàn)敗后的魏瑪憲政，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二戰(zhàn)戰(zhàn)敗后國土分裂，東部實行蘇聯斯大林體制，西部既有可隸屬“第二國際”的英占區(qū)工黨式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可謂古典自由主義的美占區(qū)市場經濟，兩德統一，最終歸于聯邦德國的波恩憲政。在這份政體清單中，時間窗口打開過兩次，且都是因為戰(zhàn)?。呵耙淮问堑谝淮问澜绱髴?zhàn)戰(zhàn)敗，在君主專制的廢墟上建立了魏瑪憲政，因內部軟弱和1929年經濟危機導致納粹上臺而解體；后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在納粹暴政的廢墟上建立了聯邦憲政，延續(xù)至今。區(qū)別在于，前一次發(fā)源于內部，因自身發(fā)育不夠而失敗，后一次來源于外部，盟軍的打擊猶如刮骨療毒，徹底鏟除本民族內部健康力量難以為敵的專制毒瘤，由外部移植入民主憲制，至今未敗。

假設一個德意志人生于1900年，終于2000年，上述教科書清單中各類政體，從民主到專制，再從本書所述“不法國家”死里求生，這位百歲老人都經歷了一遍：魏瑪時期任文職，服務于這一民主政體；30 年代加入國防軍，無法忍受納粹“軍黨國”體制，多次參與謀刺希特勒，最后參加本書所敘“女武神行動”。百年震蕩，盡收眼底，當本民族內部所有的健康力量無以為繼，最后出現的局面是“健康無力量，力量不健康”，他該作何想？

或許，他遲早會想起列寧主義的那一著名論斷：“革命的階級在反動的戰(zhàn)爭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敗。”面對這樣一個邪惡政體，本民族不能自救，那就只能讓本國政府戰(zhàn)敗，借助外部文明力量將它打翻在地，一次不夠，那就兩次，兩次不夠，那就三次，總有一次，本民族內部健康力量會絕處逢生，高呼“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并推倒那堵柏林墻！何謂浴火涅槃？無浴火，則無涅槃，浴火在先，涅槃在后。讓本國政府在戰(zhàn)爭中失敗，社會與民族才能重生，意大利如此，日本如此，德意志更是如此。

二，反思遲早會來，德意志從戰(zhàn)敗之后第二代人開始。

中國讀者比較熟悉1968年西方青年左翼運動，如法國“五月風暴”、德國“紅軍旅”等，狂飆突進，奪人眼球，過后則如雨過地皮濕，并未留下建設性成果。與此同時，歷史的另一頁我們卻絕少介紹——德國 68 年人的“廚房問責”。

中國讀者熟悉戰(zhàn)后阿登納時期的經濟起飛，但很少人知道這一時期也是德國“沉默的一代”。眾多納粹官員進入阿登納體制，擔任要職，民眾則陶醉于物質豐裕，滿足于經濟起飛的政績，卻對此前的歷史諱莫如深。檢察官鮑爾特立獨行，堅持追問“沉默的一代”的歷史罪責。以1968年的學生運動為觸點，激發(fā)起全社會的追責與反思，青年一代在家中追問父母：在納粹德國犯下滔天罪行時，你們知道嗎？你們做了什么？

這樣的對話多半是在家庭之內發(fā)生，故名“廚房問責”。也因為是家庭內部的對話，不像街頭暴動那樣激烈，當年并無轟動效應，但在德國戰(zhàn)后的社會建設尤其精神重建中留效長遠。如果沒有這一全民反思，整個社會僅滿足于經濟起飛之政績，“沉默的一代”衍生為“沉默的二代”“三代”，德意志在精神上很可能會重蹈第一次戰(zhàn)敗之覆轍：我們僅僅是戰(zhàn)敗，而不是在精神上飽受奴役。因戰(zhàn)敗而承受的浩劫，被經濟業(yè)績抹平，直至全民失憶，最后為某一僭主或極端勢力所蠱惑，德意志再次成為戰(zhàn)爭的溫床。倘若如此，德意志只有“浴火”，沒有“涅槃”，今日獲得的文明社會與國際尊重，將無從想象。

饒有意味的是，當年“廚房問責”的有形成果如今落實于足下：青年志愿者們尋訪當年遇難者遺跡，在他或她的門前路面，鋪設一塊銅牌，銘刻遇難者名氏與生卒年月，提醒路人停步于此，留意這里曾經發(fā)生過什么。德國人將此稱為“絆腳石”。這種“絆腳石”于 2010 年曾在上海世博會參展，萬千展品花團錦簇，我以為最具精神品味的展品，就是德國館這塊普普通通的“石頭”。可惜，當時傳媒全體出動，連篇累牘，迷醉于花花世界，就是沒人注意到這一塊“石頭”。今有小平之用心，在書中補述這一課，釋我十年之遺恨，填補了大眾認知的空白。

三，全民反思也有爭論，如阿倫特就艾希曼審判案提出過“平庸之惡”，這一概念能否成立？

依我之見，這一概念貌似深刻，其實是一次思想誤導，可謂“腦霧”。戰(zhàn)后全民反思，人人都應參與，在這個范圍內，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無大礙，且有助于精神重建。但有兩個界限似應留意：從哲學進入法學層面，罪惡就不是人人有份，“平庸之惡”作為抽象概念應在此止步，此其一；進入法庭追責，涉及罪犯之主動為惡，與脅從者為求生而表現的怯懦，“平庸之惡”不應進入追責控辯，此其二。阿倫特語不驚人死不休，一時“腦霧”，跨過了這兩條界限。

這一“腦霧”可能與她早年吸吮海德格爾那一“毒雞湯”有關，據說她后來有歉悔，可謂“反思之反思”，這是值得尊敬的。小平是在德文媒體中看到這一歉悔的，我在國內始終未見。

問題是即使有報道，中國知識界也未必理會。與此相關的是，她在另一本書中把極權主義起源說成“現代性”所致，把古已有之的極權主義在工業(yè)時代的大規(guī)模技術翻版，說成是“現代性問題”，更可見海德格爾的影響。阿倫特早年受海德格爾誤導，此后有反思，一時未能反芻盡凈。但在中國知識界，文學能力強，思辨能力弱，能接受阿倫特的“腦霧”，卻難以接受阿倫特的反思。海德格爾那些說法在中國還很時髦，動不動就是“在”（Sein）、“存在”（Dasein）、“人詩意地棲居”（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阿倫特已經反芻，雖未吐盡，國人卻甘之如飴。

綜上所述，德意志之所以有今天，與戰(zhàn)敗、戰(zhàn)敗之后全民反思、反思中有思辨，息息相關。此時讀讀小平這本書，聽他講講那些人那些事，或許有所借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況還確實有那樣一塊來過中國的“石頭”。

余不贅，是為序。

■ 十四段二戰(zhàn)德國的風云往事

全書由十四篇篇幅不一的文章構成，它們事實上是十四段驚心動魄的二戰(zhàn)德國往事。這些故事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回應以及扣合，同時也被籠罩在歷史迷霧下，很大程度上不為讀者所熟知。作者旅德四十年，足跡遍布德國，在游覽韋尼格羅德古城、參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觀賞呂訥堡石楠草原等地的途中，作者利用大量的史料，發(fā)揮史學的想象力，輔以大量圖片、照片，拼湊出了故事的全貌。其中所涉人物既有當時德國叱咤風云的名流，亦有黯淡得幾乎不可見的小角色，他們各自的命運將他們帶到同一個歷史時空當中，演繹了一出出悲喜交加的劇目。

■ 風光景致與人文歷史的完美交融

本書是一部以旅游見聞與感想作為楔子的歷史隨筆集，作者于行路中不止沉浸在或旖旎或巍峨的景觀中，還試圖深挖潛藏在其下方的歷史沉淀，使自然風光增添了一層厚重的歷史縱深感。緣此，讀者既可將本書作為通俗的人文讀物，也可以用作德國文化旅游的指南參考。

■ 敘述手法多樣，可讀性強

作者的敘述語言通俗易懂，亦不失斐然的文采，大大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而在敘述手法上，作者時不時利用閃回、拼接，補充交代了人物背景和社會背景，豐富了可讀性。

■ 反思戰(zhàn)爭與人性

敘事與繪景不盡是作者的全部意圖，揭示戰(zhàn)爭的殘酷、命運的無常，暴露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下的善與惡，警醒世人避免重蹈納粹德國的覆轍，這些皆是作者的用心之處。凡作者所述之事，無一例外都在向讀者傳達，即使是在乾坤顛倒的年代，并非所有人都曾與暴虐的利維坦同流合污，世上依然有熠熠生輝的良知存在。此外，作者也對歷史中個人命運的縱橫交錯、險象環(huán)生多有感慨，“在歷史長河中，個人的命運亦如揚花飛絮，隨波逐流，渺小無助，因果無?！?。

被絆倒的是人的心靈

——“絆腳石行動”側記

步行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城市的人行道上，如果用心注意一下腳下，會發(fā)現被上海人稱為“彈格路”的拼石路面中常常出現金黃色銅面石塊，銅面上鐫刻有文字，一般是以“這里曾住有”（Hier wohnte）起首，之后是當年的居住人姓名、出生時間、被抓走的時間和死亡的地點與時間等信息，也有當事人確切死亡信息不詳，在其最后消失處之下以三個問號結束的。這些銅面石塊是一個民間發(fā)起的項目，用以紀念在納粹暴政下被殺害或被迫害致死的眾多亡靈，被稱為“絆腳石行動”或“金色絆腳石行動”（Die Aktion Stolpersteine）。

“絆腳石行動”的創(chuàng)意構思源于1947年出生在柏林的藝術家岡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絆腳石（Stolpenstein）是十厘米見方的混凝土塊，朝上的一面貼嵌了鐫刻有紀念文字的黃銅板，亦有長條形的，被稱作“絆腳檻”（Stolperschwelle）。絆腳石一般鋪設在遇難者生前住所門前的路面上，與鋪路石平齊。目前，已經有超過七萬五千塊絆腳石被鋪設在德國和歐洲其他的國家。2019年12月29日，德姆尼希在巴伐利亞的梅明根（Memmingen）鋪下了第七萬五千塊絆腳石。

1990年，適逢納粹德國驅逐猶太人五十周年，居住在科隆的德姆尼希注意到了科隆當年一千名吉卜賽人被驅逐的歷史。德姆尼希認為，驅逐這批吉卜賽人的行動是納粹大規(guī)模驅逐猶太人的預演。德姆尼希駕駛著用于市政建設的路面噴涂機，在馬路路面上噴涂他自己調制的色彩斑斕的涂料，從當年吉卜賽人的居所到他們被集中的位置，再到他們被運去波蘭的科隆多伊茨火車站（Bahnhof K?ln-Deutz），在科隆市區(qū)的地面上劃出了一道長達十五公里、燦爛絢麗的彩線。德姆尼希之所以選用絢麗的色彩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他考慮到當時那些被驅逐的吉卜賽人并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因此他們對驅逐行動并不抗拒，甚至在謊言的誘騙之下還會主動配合，然而大多數被驅逐者最終死在了波蘭的集中營。隨著時間的消逝，德姆尼希噴涂的彩線也在路面上褪色消失，于是他收集了不少黃銅片，釘在彩線的殘痕上，以使這條“死亡之線”的痕跡不至于被時間抹去。德姆尼希在釘銅片的時候，一位過路老太太問他在干什么，還稱贊他的手工活干得漂亮?！斑@條路的一端是吉卜賽人的居所，另一端是他們死去的集中營。”戴姆尼解釋道?！拔蚁肽阋欢ㄊ桥e了，”這位老人年紀很大，應該經歷過大屠殺時期，但卻對此十分驚訝，“我在這里住了許多年，從沒有聽說過鄰居里有吉卜賽人?！?p/>

通過和老太太的對話，德姆尼希突然醒悟，他在城里馬路上畫的彩線很難說明什么。在遇難者曾經生活過的社區(qū)，他們的痕跡已經被抹去了?！叭绻麏W斯威辛是終點，起點就是遇難者自己的家。他們的名字應該被帶回家！”把遇難者姓名帶回家的念頭激活了戴姆尼希的“絆腳石行動”的靈感。

1990年10月，德國吉卜賽人協會（Rom e.V.）向科隆市政府申請將當年吉卜賽人被納粹驅逐的路線列為被保護紀念物，并在沿線使用金屬路石作為標記?？坡∈姓畬Υ瞬恢每煞瘢ㄟ^不停討論、反復論證的合法程序，市政府終于成功使其無疾而終。1992年12月16日，是帝國黨衛(wèi)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見本書《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下達驅逐吉卜賽人的《奧斯威辛法令》（Auschwitz-Erlass）五十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未經當局許可，德姆尼希將一塊帶有紀念銅板的石塊鑲嵌在科隆市政廳前的路面上，銅板上的銘文是《奧斯威辛法令》的起首文字。這一明顯具有挑釁意味的行動收到了效果?？坡∈姓M管很不愉快，稱之為“非法”，但是并沒有對之采取措施，反倒表示出了容忍的態(tài)度。在當時的媒體報道中有人將之稱為“絆腳石”，此乃“絆腳石”名稱之濫觴。

隨著對受害族群的關注日益擴大，德姆尼希發(fā)起了“絆腳石行動”，他的原初計劃是要在全歐洲為六百萬被殺害的猶太人鋪設六百萬塊絆腳石，不過，一旦進入計劃的實施階段，骨感的現實使德姆尼希發(fā)現自己面臨一系列困難，對這個“自大狂之歐洲藝術項目”（Gr??enwahn-Kunstprojekte für Europa）根本無從下手。困惑之中，科隆安東尼特教堂的庫爾特–維爾納·皮克（Kurt-Werner Pick）牧師啟發(fā)他說：“也許你不能從一百萬人開始，但你可以從一個人開始?！?p/>

位于科隆市中心的安東尼特教堂是科隆的第一個新教路德宗教堂，有支持和援助具有歷史擔當意識的藝術家的傳統。德國表現主義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最重要的作品《懸浮天使》就是通過安東尼特教堂得以保存和傳世（見本書《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1994年，德姆尼希制作的首批二百五十塊絆腳石在安東尼特教堂向公眾展出。1995年1月4日，還是未經當局許可，德姆尼希將首批絆腳石鋪裝在科隆的街道上。1996年5月，德姆尼希參與了在柏林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舉辦的“藝術家調研奧斯威辛”（Künstler forschen nach Auschwitz）的藝術展覽。在展覽期間，德姆尼希未經當局許可，再次在柏林的奧拉尼恩街（Oranienstra?e）上鋪裝了五十一塊絆腳石。

1997年7月19日，在奧地利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服務中心的努力下，德姆尼希得到薩爾茨堡市政府許可，在薩爾茨堡旁的圣格奧爾根鎮(zhèn)（St. Georgen bei Salzburg）首次合法鋪設了兩塊絆腳石，以紀念約翰·諾比斯（Johann Nobis，1899—1940）和馬蒂亞斯·諾比斯（Matthias Nobis，1910—1940）兄弟。諾比斯兄弟并不是猶太人，但他們的信仰要求信徒不得接觸武器，因而不得當兵。1935年3月德國實行義務兵役制后，信仰與國家法律發(fā)生直接沖撞。1938年德國兼并奧地利，諾比斯兄弟拒絕服兵役。1939年11月23日，德國發(fā)動波蘭戰(zhàn)爭后近三個月，諾比斯兄弟等一批信徒被帝國戰(zhàn)爭法庭以“腐蝕戰(zhàn)斗力”（Wehrkraftzersetzung）罪名判處死刑。1940年1月，諾比斯兄弟在柏林先后被納粹當局處決。

戰(zhàn)后，因為拒服兵役的確觸犯了當時的法律，這些遇難者的身后命運一直處于灰色地帶。絆腳石的鋪設以及薩爾茨堡市政府將諾比斯兄弟界定為“抵抗運動戰(zhàn)士”（Widerstandsk?mpfer），結束了長期的困惑和干擾，使死者安息，生者足誡。

2000年，德姆尼希終于獲得科隆市政府的許可，得以在科隆合法鋪設絆腳石。之后，局面被打開，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加入“絆腳石行動”。除了絕大部分歐盟國家，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也先后加入。截至2020年初，共有二十六個歐洲國家加入行動。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德國館中有專門的“絆腳石行動”的實物展示和場景播演，德姆尼希本人也曾到世博會舉辦講座、接受采訪，宣傳絆腳石理念。

絆腳石被稱作是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去中心化紀念物”（die gr??ten dezentralen Mahnmale）。德姆尼希經常引用猶太教經典《塔木德》中“當一個人的名字被忘卻時，這個人才算真正被遺忘”這一警句，通過把死者的名字帶回家鄉(xiāng)、帶回故園、帶回他們曾經生活過的社區(qū)的行動，以此反對失憶、反對遺忘。德姆尼希以“絆腳石行動”表達他對設立中心紀念場所或紀念碑的質疑。在每年的某幾天，會有政治人物、社會名流到場獻花圈致敬，但是對大多數民眾來講，這些紀念場所往往只是走過、路過、看到過而已。而當在你居住的街道上有絆腳石出現，敘述遇難者已知或未知的歸宿，你會驚懼地感知到，遇難者就是你曾經的鄰居，罪惡就曾經發(fā)生在你的身邊。

“他們被帶走了，他們再也沒有回來。”在他們被帶去的集中營里，他們被編號關押，名字被變成了一串數字，他們被凌虐、被屠戮，卻卑微得不能說出自己的姓名。絆腳石的作用不僅是把他們的名字帶回家，當人們俯身彎腰閱讀絆腳石上的文字時，也是人們對遇難者象征性的鞠躬致敬。在一次電視采訪中，有一個孩子天真地問德姆尼希，絆腳石是不是真的會絆倒人？德姆尼?；卮鹫f，人當然不會被絆倒，被絆倒的是人的心靈。

因為“絆腳石行動”的成功，德姆尼希獲獎無數。2006年10月，德國總統授予德姆尼希聯邦十字勛章。然而對絆腳石的爭議也沒有平息過。影響巨大的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前會長夏洛特·克諾布洛赫（Charlotte Knobloch）女士曾經表示，將遇難者的名字擺放在地上任人踐踏是不能容忍的做法。她尖刻地指責“絆腳石行動”的支持者是當年將猶太人趕盡殺絕的兇手的后代，是一幫“紀念兇手”（Gedenkt?ter），其中的潛臺詞就是：你們的父輩曾經是兇手，現在你們又要來紀念，讓遇難者的名字再次被踐踏被褻瀆。因為克諾布洛赫女士的激烈反對，有不少德國城市抵制“絆腳石行動”。比如在慕尼黑只允許在私人宅地上鋪設絆腳石，曾經在街道上鋪設的絆腳石被去除，原先制作好的數百塊絆腳石因為沒有市政當局的許可，只能臨時堆放在慕尼黑音樂戲劇學院。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處于慕尼黑“邪惡三角地”的慕尼黑音樂戲劇學院，其建筑前身是著名的“元首行館”（Führerbau），亦即希特勒當年在慕尼黑的官邸，1938年《慕尼黑協定》就是在此簽訂的。

反對“絆腳石行動”的緣由五花八門、多種多樣，有房屋主人顧慮門前的絆腳石可能導致房產貶值的，也有害怕因為絆腳石招惹是非甚或招致新納粹分子襲擊的。但是，與克諾布洛赫女士的觀點相左，即使在猶太人中，支持“絆腳石行動”的也不在少數。所以在不少城鎮(zhèn)，絆腳石的鋪設往往伴隨著法律爭訟。在北威州克雷費爾德（Krefeld），因為當地的猶太人協會支持克諾布洛赫女士的觀點，反對鋪設絆腳石，導致了一場民意公投。根據公投結果，雙方作出了妥協：如果物業(yè)主人與遇難者家屬同意便可以在物業(yè)前公共用地鋪設絆腳石。斯圖加特州法院（Landgericht Stuttgart）曾對當地的一個絆腳石民事訴訟案作出判決，認為絆腳石不會對個人的房地產帶來損害或造成貶值。之前北威州法院也駁回了科隆一起認為個人不動產因為絆腳石的鋪設招致十萬歐元損失的訴狀。這些判決后來在眾多爭訟案中經常被作為支持“絆腳石行動”的判決成例來引用。

2018年，德姆尼希在德國南部臨近博登湖的辛根（Singen）為已故德國共產黨主席、被納粹殺害的恩斯特·臺爾曼一家三口鋪設絆腳石，引起了一場波及全國的辯論。臺爾曼是土生土長的北部港口漢堡人，從來沒有到過辛根，其女伊爾瑪（Irma Th?lmann）于1940年因為婚姻遷往辛根居住，后因受父母株連被納粹當局在辛根逮捕，與母親一同被關押在集中營直至戰(zhàn)爭結束。戰(zhàn)后臺爾曼母女因為臺爾曼的福蔭在東德均身居高位，盡享天年（見本書

《我感受著痛苦的饋贈》）。2018年，德姆尼希在伊爾瑪當年的住所前為臺爾曼三人分別鋪設了三塊絆腳石，盡管臺爾曼并沒有到過辛根，其妻羅莎只是根據后世的“考證”，曾經在辛根與女兒同住過數月，而且母親和女兒并沒有死于納粹之手。紀念臺爾曼家庭的絆腳石在辛根市議會激起爭議。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責罵為臺爾曼一家鋪設絆腳石是“記憶獨裁者”（Erinnerungsdiktatur）的決定，而時任聯邦司法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后任德國外交部長）則公開反擊道：“你叫得越響，就越證明我們需要更多的絆腳石！”

“絆腳石行動”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捐助和“認領”，個人或集體交納費用后可成為石塊的“領養(yǎng)人”。有趣的是，由于北威州稅務局的介入，如何對絆腳石的性質進行界定在全國范圍引起了熱議。2010年稅務檢查后，德姆尼希接到稅務部門通知，稱絆腳石是大規(guī)模生產的銅質指示標記，不能作為藝術創(chuàng)作作品對待，原定對藝術品所征收的7%的優(yōu)惠增值稅率不合理，因此不僅要將稅率提高到對普通商品征收的19%，德姆尼希還必須補交過去十余年的稅率差額，約為十五萬歐元。隨著德姆尼希將這則通知公之于眾，全國各大電視臺和各大報刊均有專題專欄報道，對當局形成不小的壓力。很快政府就作出妥協，表示放棄對稅率差額補交款項的收取，但今后將對絆腳石征收19%的增值稅。德姆尼希將這一妥協稱作“丑聞”，依然不依不饒地通過法律途徑和媒體渠道抗爭，直至北威州財政部長親自給他打電話，宣布收回增稅決定并對絆腳石作出如下定義：“絆腳石行動被認為是集約型藝術創(chuàng)作（Gesamtkunstwerk），因此增值稅率仍舊保持7%不變。絆腳石不應被單個看待，而是一個整體，是正在成長壯大的藝術紀念形式?！?p/>

2008年10月8日，德姆尼希在捷克布拉格為十六歲死于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少年彼得·金茲（Petr Ginz，1928—1944）鋪下了絆腳石。彼得的父親是布拉格的一位猶太商人，母親沒有猶太血統，父母親為志同道合的世界語者，而世界語當時并不被納粹政權待見。彼得自幼聰慧，堪稱神童，從八到十四歲間已經模仿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風格寫了《從布拉格到中國》、《阿勒泰山的男巫》、《地心之旅》、《一秒環(huán)球》和《史前來客》五本小說，現在尚有《史前來客》存世，小說還附有彼得自己創(chuàng)作的插圖。彼得的求知欲極強，對科學有特別的興趣。在父母的影響下，他還能流利地講世界語。

納粹占領捷克之后，根據反猶太人法，年滿十四歲、有二分之一猶太血統的彼得于1942年10月被關進了距布拉格北部約一百公里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是納粹用來宣傳其“善待”猶太人的窗口，特別在早期，營內的氣氛相對寬松，生活條件也相對人道。為了緩解國際社會方面的壓力，納粹政權常常邀請國外名流媒體前來集中營參觀，作為猶太人在納粹治下被善待的實例樣板。在集中營里，彼得仍然保持著對知識的饑渴，堆滿了從被抓進集中營的猶太人那里查抄來的書籍的圖書館則給他提供了求知的條件。彼得在集中營和幾位同住編號L417監(jiān)房的小伙伴們冒著巨大風險編輯出版了期刊《Vedem》——意為“我們來引導”，每逢周五出版，堅持了兩年。在集中營里彼得還編過世界語–捷克語詞典，寫過小說散文。其中一篇文章《漫步特萊西恩施塔特》，對集中營里的各色人等、建筑甚至焚尸房都有描述，極具史料價值。彼得盡管年幼，然情商甚高，在一首懷念布拉格的詩里，彼得將布拉格稱為“在石頭間的童話”。他非常想念布拉格，但是卻知道布拉格并不想念他，在詩中他告訴布拉格自己不能回到布拉格的原因，因為他像一只動物一樣正被關在籠中，讀來令人心碎。

1944年9月，彼得被轉押奧斯威辛集中營。9月28日，在到達奧斯威辛的當天，彼得在毒氣室遇害。在離開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時，彼得把他的大部分文章和畫作交給了1944年被抓進集中營的胞妹埃娃（Eva，1930—2022，后更名為哈娃·普雷斯布格爾［Chava Pressburger］）。埃娃活到了戰(zhàn)后，彼得在集中營時期的作品因而得以保存。在被關進集中營之前，彼得有寫日記的習慣，遺憾的是，戰(zhàn)后這些日記一直不知所終。然而在2003年發(fā)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存在著某種神秘的運作和安排。

2003年，參與美國航天計劃的以色列宇航員伊蘭·拉蒙（Ilan Ramon）將要執(zhí)飛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拉蒙為以色列空軍上校飛行員，祖父等家人死于納粹之手。拉蒙向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表示，希望帶一件大屠殺紀念品進入太空，紀念館推薦了彼得·金茲的畫作《從月亮上看地球》。2003年1月16日，拉蒙攜帶一幅《從月亮上看地球》的復制品升空。2月1日，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在重返大氣層時機毀人亡，而這一天正

是彼得·金茲的七十五歲冥誕。

除了這一令人心悸的巧合，更匪夷所思的是，拉蒙的犧牲間接導致了彼得日記重見天日。如前所述，彼得在集中營時期之前的文字以及日記等已經佚失不可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失事以后，舉世震驚，各國媒體密集報道有關信息，其中自然提及了拉蒙的命運和彼得·金茲的畫作。反復出現在媒體中的彼得·金茲的姓名引起了一位與金茲家族相識的老人的注意，他想起了在他位于布拉格十二區(qū)家中的閣樓里存放的那些文字和圖畫手稿，經過鑒定，居然就是佚失的彼得在被關進集中營前所寫的日記以及其他文字作品和畫作！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支持下，埃娃整理出版了彼得從1941年9月18日到1942年8月9日的日記，書名為《我哥哥的日記》。2007年4月，彼得日記英文版《彼得·金茲日記（1941—1942）》問世，引起巨大轟動，被認為是繼《安妮日記》之后最重要的二戰(zhàn)見證人資料。

2018年，哥倫比亞號悲劇發(fā)生十五年后，拉蒙的遺孀由大屠殺紀念館獲贈重新復制的《從月亮上看地球》，她將之交給即將升空的國際空間站第56遠征隊（ISS-Expedition 56）的宇航員安德魯·福伊斯特爾（Andrew Feustel），福伊斯特爾在于2018年大屠殺紀念日（Yom HaShoah）從空間站播放的視頻中向地球展示了《從月亮上看地球》。因為彼得對太空的向往和憧憬，小行星50413以彼得·金茲命名。

2021年6月28日，在漢堡的首飾街（Schmuckstra?e），七十四歲的德姆尼希為十三位被納粹政權迫害致死的華人鋪下了絆腳石。這是德姆尼希在漢堡鋪下的第六千塊絆腳石，也是“絆腳石行動”首次成規(guī)模紀念被納粹政權迫害而死的華人。

首飾街位于漢堡著名的紅燈區(qū)，在皇帝地窖夜總會（Kaiserkeller）處與大自由街（Gro?e Freiheit）呈丁字形銜接。這里因為是披頭士的青澀歲月蹉跎之地而名揚四海，每日來此尋蹤問“祖”的歌迷摩肩接踵，然而并不為人所知的是，首飾街和大自由街一帶曾經是德國最大的華人聚居區(qū)。19世紀后期，隨著世界航海業(yè)的發(fā)展，不少在遠洋輪上打工的、來自廣東和浙江的華人滯留港口城市漢堡，逐漸形成了漢堡唐人街。20世紀20年代，德國經濟探底，貨幣暴貶，吸引不少僑居歐洲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的華人攜帶外幣來到漢堡置業(yè)定居，最興盛時漢堡華人人數曾經超過兩千。納粹上臺以后，因為與國民政府有不少經濟和軍事來往，投鼠忌器，一直沒有對唐人街下狠手整治。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中國對德國宣戰(zhàn)，使得在德華人陡然陷入險境，機靈點的已經選擇逃離德國，但還是有不少人對德國人的“文明”抱有期望，滯留于此。1944年5月13日，漢堡蓋世太保和警方發(fā)起代號為“中國人行動”（Chinesenaktion）的大搜捕，抓捕了約一百三十名華人，主要罪名為持有和倒賣外匯，擾亂國家經濟秩序——根據當時的德國法律，私人不得持有外幣。被捕的華人分別被關進勞改營或集中營，至少十七人死亡，幸存者于1945年被英軍解救。戰(zhàn)后，絕大多數心有余悸的華人均逃離漢堡，加上漢堡司法當局對個別滯留華人的賠償訴求不予受理，認定“中國人行動”為正常的警察行動，無涉種族歧視，導致漢堡唐人街的歷史幾乎被遺忘。近年，在漢堡民間團體和漢堡市政府的努力和干預下，從解放漢堡的英國陸軍的檔案中確認了十位遇難華人的身份，從首飾街的圣保利檔案協會（St. Pauli Archiv e.V.）確認了三位死者的身份，加上已經在首飾街7號為一位于1944年11月23日被蓋世太保刑訊而死的吳姓華人鋪設的絆腳石，已有十四位死于納粹暴政的華人的姓名被添加進德國的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之中，成為這個偉大的民族對自身罪惡歷史的反思和懺悔的組成部分。

數年前，我們在漢堡舉行上海–漢堡神學交流平臺年會，議程中有在漢堡圣喬治區(qū)與清真寺的互動活動。那天是漢堡宣教學院的同事尤特引領著大家穿過圣喬治區(qū)，尤特的先祖是法國的胡格諾派基督徒，在歷史上飽受迫害。途中，已有準備的尤特把大家引領到一條人行道，指給我們看地面上的三塊絆腳石。尤特請我為大家念出絆腳石上遇難者的信息，盡管我對絆腳石并不陌生，但此時此刻方才意識到，當人們在各種場合高聲誦讀被害人的姓名時，是需要勇氣和力量的。臨風當哭，一時竟無語凝噎?！皧W斯卡·路德維?！っ仔獱査稍诖司幼?，1904年出生，1943年被驅逐，消失于奧斯威辛”，“漢娜·弗拉切·米歇爾松曾在此居住，婚前姓氏希爾施，1882年出生，1938年（被驅逐至）富爾斯比特爾集中營，1943年被驅逐，消失于奧斯威辛”……我盡我的所能高聲誦讀了這些信息，在北德深秋的淅瀝寒雨中。在圣喬治區(qū)的街邊，我們低頭辨讀絆腳石上的文字，如同在向遇難者鞠躬默哀，我們圍成一個圓圈，似乎是在守護著這三塊絆腳石，石面上是他們的姓名。

古代猶太人在他們的經典中特別強調姓名的永恒性和神圣性：“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墻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睙o論在殿中還是在墻內，無論是神意還是天意，死者會被記念，苦難會被記念，罪惡也會被記念；被凌虐者為圣，被迫害而死者為圣，神圣的名號就在你的腳下。投足行止，當不能忘，當不敢忘，天下同此敬畏之心，因為這是死者永遠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