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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部以山東濟寧為經驗個例、士紳活動為主線展開的城市史個案研究著作。有別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關注點集中在江南地區(qū)的情況，本書將研究視野擴展到因大運河興起而繁榮的北方城市山東濟寧，并注重將江南地區(qū)與濟寧進行對比。濟寧士紳在對城市的塑造過程中，展現(xiàn)了地方力量與國家權力的精彩博弈，也通過與“商”這個階級的緊密聯(lián)系，呈現(xiàn)出明清時期北方運河城市繁榮的商業(yè)貿易和城市化生活。本書豐富了讀者對明清歷史認知的面向，也為明清區(qū)域社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和補充。

孫競昊，1964年生，籍貫山東威海，歷史學教授。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學士、碩士）、孟菲斯大學（碩士，博士在讀）、多倫多大學（博士），先后執(zhí)教于密西西比大學、維多利亞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等。研究領域為明清時期區(qū)域（側重江南和華北）的環(huán)境、經濟、社會歷史及其近現(xiàn)代變遷。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Journal of 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等發(fā)表中、英文學術論文70余篇，校譯英譯中專著2部，還承擔多篇英譯中、中譯英論文工作，發(fā)表學術札記、隨筆多篇，另有1部英文專著即將付梓。

自序：“思辨”的史學和“敘事”的史學

導論 中華帝國晚期地方精英與城市形態(tài)研究范式的檢討

一、楔子:鄭與僑的濟寧故事與本書的中心關注和主要線索

二、中國城市史的理論問題與研究狀況

三、濟寧案例的典型性與本書的設計

第一章 濟寧的歷史記憶、生態(tài)環(huán)境與大運河

一、在歷史記載中定位濟寧

二、在地方生態(tài)體系中定位濟寧

三、濟寧地區(qū)與大運河水利設施

第二章 大運河所驅動的濟寧商業(yè)化與城市化

一、歐洲城市模式與城市化標準

二、明清時期的北方運河區(qū)域

三、明清時期濟寧的商業(yè)化與城市化

四、明清時期區(qū)域視野和跨區(qū)域語境中的濟寧

第三章 濟寧城市形象的塑造

一、城市文化表征及其構建

二、園林、江南式景觀、旅游文化

三、商品化城市生活

四、大眾氣質與信仰

第四章 濟寧城里的士紳和其他居民

一、士紳社會與地方權力結構

二、城市精英在地方公共場域里的社會活動

三、城市共同體與社會結構

第五章 濟寧城內外的國家與社會

一、濟寧地區(qū)的國家機器

二、國家事務中的大運河和漕運

三、濟寧地區(qū)漕糧的征收和運輸

四、國家遇到社會

第六章 濟寧城市的沉浮與地方精英的命運

一、動亂時期的城市士紳與地方社會

二、王朝重建后士紳的復雜態(tài)度及變化軌跡

三、地方傳統(tǒng)的延續(xù)與變異

結 論 濟寧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意義

一、“濟寧經驗”:地方認同、城市性、國家權力

二、延伸討論:士紳社會、“地方自治”、“公民社會”

三、歷史的回響:重建地方認同

參考文獻

本書的理念發(fā)展歷程

歷史是一種記憶，而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對于記憶的處理和表達有不同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做明清江南史的碩士論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結構及其歷史價值析評論綱》。如在“內容提要”中所云，該課題是“從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發(fā)凡，解析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結構，評估其歷史價值”。十幾年后我做博士論文，矢志從具體的案例入手，以小見大，當然最終落腳點還是在“結構”性的整體分析。這種重視大一統(tǒng)國家力量的思路，其實與王國斌、彭慕蘭等加州學派學者所倡言的“政治經濟”并無二致。而在我后來從社會經濟史向社會史的部分轉向中，這種以政治—經濟的全國結構性分析為旨歸的理路一以貫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以北美為中心的中國研究，經歷了問題、熱點、范式的多次轉換。冷戰(zhàn)時代，置于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持續(xù)受到青睞，所以左右中國現(xiàn)代命運的農村是研究的重心。而冷戰(zhàn)后，城市史研究崛起，開埠以來的上海等東南通商口岸在眾多研究者那里形成了另一種中國形象。

受到這種學術氛圍的影響，我的博士論文選擇做城市史，但區(qū)域不再是研究成果豐碩的江南——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學術界，中華帝國晚期的江南區(qū)域是社會史學者著力的重地。我沿循自己所稱的“走出江南”（beyond Jiangnan）的航線，指向北方，指向內地，指向前現(xiàn)代。

雖然選擇濟寧有偶然性的因緣成分，但濟寧作為一座大運河港埠城市，其重要性的確遠遠逾出了城市本身和其所在區(qū)域的藩籬，對其的觀察有必要擴展到全國范圍的政治—經濟構架內；而作為王朝生命線的大運河有力地介入地方生活，也為觀察國家與社會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舞臺。并且，從較長時段考察濟寧城市的歷程，包括明清易代、近現(xiàn)代轉型在內，還可以深究社會形態(tài)的延續(xù)與變革。

但即便研究對象自身具備“重要性”，也并不等于研究本身就理所當然地具備了重要性。濟寧雖然曾經聲名遠播，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知名的地方不計其數(shù)，那么，研究濟寧的特殊意義何在？我試圖從不同的層次論證該課題研究的意義（significance）：第一，從史學（historiographical）上看，長期以來，不僅濟寧地區(qū)，即便開埠前的帝制時期整個山東的地方史，有分量的研究唯有羅侖、景甦先生在1950年代做過的“經營地主”課題和后來許檀教授以臨清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所以我的選題案例具有某些填補空白的作用；第二，從方法論（methodological）上看，我將濟寧商業(yè)化、城市化的動因歸結為交通條件的改善，以大運河為杠桿考稽濟寧城市和周邊地區(qū)的沉浮，從而認為其地方特性和城市認同并不盡然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決定——這正是如臨清、天津、德州、張秋等因運河而勃興的北方城市或城鎮(zhèn)的共同經驗；第三，在思想（intellectual）層次上，濟寧的商業(yè)化、城市化途徑及其興衰命運反映出國家權力和政策的決定性作用，顯示了在具有國家層面戰(zhàn)略重要性的北方運河地區(qū)所普遍呈現(xiàn)出來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這豐富和深化了“國家—社會”在中華帝國里錯綜復雜的互動表現(xiàn)和實質所在，也蘊含著來自現(xiàn)實的人文主義關懷。

總之這是在為一個中國城市或地方立傳，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及其意義，一如題目所示：“City, State, and the Grand Canal: 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1289—1937”（《城市、國家和大運河：濟寧的身份認同與轉型，1289—1937》）。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后，我根據(jù)幾個不同側重點拆解出若干篇文章，發(fā)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亞洲歷史雜志》）、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國》，又名《清史問題》）、《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上。

這次整理成書稿，為凝練主題我做了進一步壓縮。明清時代，抑或中華帝國晚期，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體制依然故我，但某些可被稱為“進步”的新氣象出現(xiàn)在發(fā)達地區(qū)，尤其是“空氣使人自由”的城市和城鎮(zhèn)。在那里，地方精英勢力相對龐大，他們在地方社會的積極作為不但主導了地方特性，如城市的性格和潛在走向，還影響到了國家范圍的某些結構性變化。所以在這部圍繞著濟寧地方認同（identity）或屬性的專著中，我聚焦于城市精英——是他們在“經營地方”。他們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與隨著大運河通航以來的社會整體發(fā)展密切相關。因此，本書依然廣泛涉及物質、經濟、文化、人口、社會組織、政治力量等各個方面和層面，仍被定位為一項綜合研究。

如稍后在“導論”所言，這項綜合研究運用的是社會史的方法。美歐學術界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崛起的一個機緣，正是為了糾正中華帝國的整體史與宏大敘事的缺陷，即長期以來對“國家—社會”中社會一方的忽視。而我本人所理解和認可的社會史側重綜合，特別是與自己比較擅長的社會經濟史的方法融合，并最后歸結為整體性政治經濟的分析。

社會史提倡眼光向下。而“社會”在基層的代表就是地方精英，宋以來特別是明清時代以士紳為主體，縱然士紳的合法身份、地位本身來自國家。士紳無疑是地方社會的發(fā)言人，但其代表性的程度如何，也因時、因地而異。在北方中等規(guī)模城市中，濟寧的“精英能動性”（elite activism）及其激揚起的“地方主義”頗為鶴立雞群。

此外，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中有個著名的問題：“底層可以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但實現(xiàn)它的一項技術性困難在于：我們今天看到的文獻是以精英為主的知識人寫的，如何通過他們的筆端發(fā)現(xiàn)普通大眾，不僅要從數(shù)量相對稀少的資料信息里挖掘，還要轉換觀察的視角。

社會史的方法也影響到本書的資料甄選和使用。在本書中，不少資料是筆者首次發(fā)掘，但在很多地方也使用了一般性的材料。這么做一是為了敘事的完整，二是正如趙世瑜教授所提到的海外研究路數(shù)的一個特點：不必大段引征經籍典章，“常識”性的材料也可用以說明問題。

節(jié)選自孫競昊《經營地方：明清實際濟寧的士紳與社會》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3月

編輯推薦一：

本書是基于“走出江南”的研究理念，以濟寧為經驗個例，士紳活動為主線展開的城市史個案研究。本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明清時期，濟寧的士紳階級是如何對當?shù)匚幕?、經濟、社會、政治施加影響，并使這種影響成為自身社會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助力的”。作者認為，大運河貿易的興盛為當?shù)厥考澕易宸e累財富奠定了基礎，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紳通過城市空間的塑造、城市風氣的引導、對政治文化軍事等事務的積極參與等方式逐漸形塑出濟寧獨特的城市特性與地方認同。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士紳的社會政治文化地位得以提升，他們形塑城市的過程也可以被視為爭奪地區(qū)話語權力的過程。

編輯推薦二：

當今學界的區(qū)域史、城市史、社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嶺南地域，作者另辟蹊徑，立足大量一手文獻，通過梳理濟寧明末清初至開埠以來的歷史演變，對濟寧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形態(tài)、社會屬性、文化認同及政治變革取向做了相當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其又將作為北方運河城市典型的濟寧與江南城市進行對比，展現(xiàn)了濟寧不同于江南城市的城市化途徑，以及北方運河城市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充分推進了學界對北方運河城市，乃至北方城市研究的進展。

編輯推薦三：

我對本書最深的印象就是江南區(qū)域史研究經驗在北方城市史研究中的靈活運用。作者參考借鑒了以往研究者提出的理論及研究模型，卻沒有削足適履式的生搬硬套之感。作者一方面將理論與文獻材料深入結合展開論述，另一方面通過個案研究對當今流行的理論與研究模型有所反思。

“濟寧經驗”：地方認同、城市性、國家權力

本書所描述和歸納的“濟寧經驗”，包括其在中華帝國晚期獨特的地方文化與社會性格，以及其作為北方運河城市的一般特征。它可以被構筑為一個中國被拖進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性框架之前，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城市形態(tài)和地方社會類型或模式。

本書研究中所使用的一個核心概念是“認同”（identity），即標志一個地方的特質——這自然出自人們的認知，但人們認知的根據(jù)則是這個地方的特殊稟賦。濟寧地方認同的內涵則是其城市屬性——既指其特殊性格，也追尋其體現(xiàn)出的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性。如導論中的相關學術史回顧所及，本書中的“城市”或“城市認同”（urban identity）從城市與鄉(xiāng)村二元對立的角度取義，但在政治中心和市場經濟中心的傳統(tǒng)劃分之外，還有不同類型和特色的城市。正如本書所展示的，中華帝國晚期存在經濟功能發(fā)達的城市和市鎮(zhèn)，且在文化、社會方面表現(xiàn)出多種多樣的城市形態(tài)。

認同和屬性從來不是僵化不變的，而是包含連續(xù)性和非連續(xù)性的。一個特定地方的獨特性格與其自然條件密切相關，但自然因素并不會單獨發(fā)揮作用。為什么在相同或相似的自然條件下，各個地方會發(fā)育出不同的地方特色？或者相反，自然條件不同的一些地方的社會發(fā)展會呈現(xiàn)相似的特點？同樣地，為什么同一地方在不同時期可以表現(xiàn)出不同特點？例如，明清時期相鄰的淮北、魯西、豫東都遭受了頻繁的洪水和其他自然災害，在復雜的歷史沿革中表現(xiàn)出很大的差異，但是異中有同，總結其規(guī)律，很大程度上源自人力的干預。所以說，一個地方的歷史沿革不僅取決于自然環(huán)境，還取決于受當?shù)匚幕瘋鹘y(tǒng)所影響的社會環(huán)境，它們又與當?shù)刂獾母鞣N社會性因素交互作用。這是因為人們會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情感和興趣乃至政治和軍事目的而改變自然生態(tài)條件，也就相應地改變了原有的文化遺產，正如蕭邦奇指出的那樣：

人類的行為是在一個具體的空間里展開的。顯而易見的是，人類不僅會與自然環(huán)境相互作用，而且還會與人為的環(huán)境特征——譬如商業(yè)交換的模式、科技以及制度的發(fā)展——相互動，從而促進、調適并且引導變化。自然與人為環(huán)境影響著社會政治精英，而社會結構也反之被這些變化的精英與結構所改變

明清時期濟寧的歷史詮釋了自然與人在不同群體、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中的動態(tài)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尤其是，本書的濟寧故事與深刻改變廣大地區(qū)自然條件的、作為國家重要戰(zhàn)略工具的大運河連接在一起：其命運的起伏與大運河的興衰密切相關，而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務的士紳等城市精英在這一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能動作用。本書即以運河為線索，追蹤以士紳為主干的地方精英的蹤跡，探究了濟寧的地方認同及其體現(xiàn)的城市特性，將其與不斷變化著的生態(tài)條件、文化傳統(tǒng)、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具體生動的歷史事件連綴了起來，從而建構起一種中國本土地方主義模式。

（一）獨特的江南式城市性的塑造

明清時期的濟寧具有鮮明的地方認同，或者說表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城市性，這首先與其特定的城市化道路相關——商業(yè)和市場經濟奠定了濟寧的城市基礎。濟寧隨著明初大運河漕運與運河貿易的興起而崛起。更具體地說，因為處于這條南北運輸線中間點的關鍵位置，濟寧在貨物和其他資源的獲取上占有優(yōu)勢。它的持續(xù)繁榮取決于運河正常的運行。這樣的城市化道路由以運河為載體的南方性取向的市場經濟所驅動，逾出了專注于特定地區(qū)內部自生性市場擴張的施堅雅模式。因此，本案例研究首先構建了一種城市化、城市形態(tài)和區(qū)域類別，其中交通條件對于地方與區(qū)域經濟中心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從而使得諸多非當?shù)氐囊蛩厮茉炝嗽摰胤教卣鳌＿@種以運輸和通信為動力的機制多少可以矯正施堅雅區(qū)域體系的規(guī)則性和剛性。

這種商業(yè)化、城市化路徑重塑了當?shù)氐奈幕⑸鐣嫵珊托问?。即便不訴諸唯物主義論或經濟決定論，也必須承認交通、通訊、貿易的活力。如果忽視這些和經濟相關的因素，我們就無法理解城市文化與社會結構賴以矗立的基石。因此，我們應該明確地將濟寧置于以運河交通為主動脈的全國范圍內的貿易網絡里，并充分注意經濟和文化因素之間的動態(tài)作用，而不是試圖確定誰“決定”誰。

一個地方的文化表象是其身份認同中最醒目的部分。歷史時期的中國各地，包括南與北、東與西區(qū)域之間，存在顯著的文化差異。濟寧的經濟繁榮也帶動了城市文化的蓬勃發(fā)展。作為北方的一個城市，濟寧卻吸納了許多來自南方的影響，并且在許多方面與江南有著文化和經濟的緊密關系和相似之處。其他若干北方運河城市和市鎮(zhèn)也或多或少帶有這種色彩——這與中國北方大多數(shù)其他地方的一般情形不同。所以，鑒于濟寧與大運河的關系，我需要重申：一個地方的認同或屬性并不全然取決于其地理區(qū)位，還取決于其在與地方經濟取向相關的交通網絡中的位置。

為了解釋濟寧文化形象的建構，我強調了士紳精英的重要作用，這也是貫穿本書或明或暗的一條主線和主題旨歸。他們與其江南同儕一樣，通過文化展示、觀光游覽，有意識地塑造了當?shù)爻鞘行蜗蠛偷胤缴鐣男愿?。城市社會里士紳所主導的江南式的氣質和心理，包括他們自己的經濟行為，對商業(yè)和其他“新生事物”的作用是積極的。通過這些公共性活動，他們塑造了各色城市人等、組織、群落集合而成的具有“共同體”意識和利益的地方社會的整體風貌。

（二）國家—社會關系富有活力的地方展現(xiàn)

地方認同的內涵不止于文化和經濟，因為與文化、經濟相互作用的還有社會的、政治的因素，而且它們往往更有力地規(guī)范著一個地方社會的性質。本書研究的一個重點即審視濟寧城內外空間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在這里，強大的國家權威和突出的地方精英能動性同時存在。

如何有效地滲透和治理地方社會，是大一統(tǒng)中央政權面臨的一個難題。在中華帝國晚期存在著統(tǒng)治策略的權宜性調整，國家在重塑地方經濟和控制社會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市場機制。由運河驅動的濟寧等地的商業(yè)化和城市化道路表明，國家在地方上有力的存在，就其與地方經濟的和社會的關系來講，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國家主導的漕運及運河運輸帶來了許多經濟機會，刺激了商業(yè)活力和社會流動，攪動起文化與社會嬗變，有利于砥礪思想和社會的自由或自主性發(fā)展。濟寧精英利用大運河為他們提供財富和多樣性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提高地方福祉，并培養(yǎng)地方的自我認同感，進而強固士紳社會乃至整個地方社會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大運河為國家權力提供了一條便于有力干預的通道。朝廷不僅可以借助于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手段遏制潛在的地方異己力量，使得運河沿線各個富有地方性的城市在朝廷法度和準則下運行，而且得以相對自如地將國家意志和體制施予城市和市鎮(zhèn)，使之成為政治堡壘。濟寧、臨清和其他若干港埠因為其與運河的關系而被提升為直隸州，凸顯了其在帝國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以濟寧為例，多重、多種官僚機構的設立和作用，有力地制約著其地方性的發(fā)展程度和取向，使其難以沖出作為傳統(tǒng)政治中心的質的框架。

那么，對于地方面對國家滲透所作出的回應，如何看待其性質及意義？我主要把士紳精英作為分析對象來評估城市社會的地方主義——與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化浪潮呈同步性的趨于“地方自治”的態(tài)勢——的增長，認為他們與國家在地方權力網絡中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國家的壓力，有利于培育和維護地方的自主性。但是，由于自身對國家的經濟依賴及其城市在國家交通和貿易網絡中的重要作用，濟寧城市士紳階層所主導的地方社會的政治性格既不似江南城市里那么疏離，也不似典型北方政治中心那么馴服，而是顯得比較折中，并同時具有對于當?shù)厣鐣母叨茸晕乙庾R。我以濟寧為例說明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緊張不是存在于所謂近代歐洲式“反國家”的“公民社會”軌道上，而主要是以合作或調和的曲調鋪展的——這一觀點將在后面關于“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的專題討論中更為充分地展開。

在闡析濟寧是什么樣的城市和形成什么樣的地方社會的努力中，我嘗試構建了一個前現(xiàn)代城市性的模式——這是中華帝國晚期地方社會發(fā)展或地方主義的一個最具有先進性的表現(xiàn)。同時，對基于這種認知問題的探討，還可以幫助我們評析中國近代開埠以來，內陸城市所面臨的問題、精英們所采取的各種策略及其不同的結局。

（三）大一統(tǒng)體制下城市和區(qū)域的地方性發(fā)展及其限制

本書的個案研究展現(xiàn)了明清時期濟寧空前發(fā)展的商業(yè)化、城市化風貌，但看待這個城市及其帶動區(qū)域的地方自主性或獨立性——關系著社會形態(tài)意義上的地方主義——發(fā)展的程度和方向，不能脫離中華帝國的大一統(tǒng)制度和命數(shù)。

如施堅雅所體察的那樣，區(qū)域行政機構的管轄范圍很少符合“自然”的結構，所以他制訂了大區(qū)、區(qū)域和次區(qū)域的模式，這些大小、程度有別的模式基本上是由市場或貿易動力所決定的，故而每個模式都具有獨特、明確的地方城市體系的層次。同時，國家層面的舉措有力地改變了各個區(qū)域既有的經濟、政治結構。明清時期帝國運河和漕運體制所帶動的以濟寧、臨清、天津為代表的北方運河城市的崛起，使得區(qū)域的劃分、地方語境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更為復雜。

首先，不少地區(qū)出現(xiàn)了某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施堅雅模式的區(qū)域市場—經濟體系。如前所述，在濟寧，運河帶的出現(xiàn)影響了“自然”的區(qū)域網絡及其內部層級結構，商業(yè)化與城市化使得濟寧成為經濟功能突出的城市和區(qū)域經濟中心，相應地在地方社會權力網絡中表現(xiàn)為以精英為主體的社會力量的擴張、以城市文化的繁榮為標志的地方性發(fā)展，以及所呈現(xiàn)出的地方主義傾向。

其次，必須指出的是，在中華帝國晚期，區(qū)域經濟、文化與政治的層級制度似乎是在一個較小的空間內運作的，例如一座城市或一個州，或者一個“經濟區(qū)”甚至一個“經濟大區(qū)”，這符合施堅雅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從更為寬廣的維度看，視市場因素為動力的施堅雅模式的局限性十分明顯。如本書的研究所及，官僚機器對運河地區(qū)的滲透使得濟寧這類城市和市鎮(zhèn)的發(fā)展依舊沒有跳出傳統(tǒng)行政中心導向的窠臼，大、小區(qū)域之間的溝通往往通過“超經濟”手段得以進行。所以，大運河政治—經濟體制下既有的和變化著的官僚制度有力地遏制了各個城市和區(qū)域的地方經濟、文化和政治的自主發(fā)展趨勢。

況且，政府修建和維系大運河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促進商業(yè)和城市發(fā)展，而是為了輸送漕糧和其他貢品，保護相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才是大陸型農業(yè)帝國政權穩(wěn)定的宗旨。只要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帝制體系里的治國經略及中央—地方、國家—社會的關系在制度上沒有發(fā)生質的改變，那么某些城市、區(qū)域即便出現(xiàn)了某些經濟與社會的變遷和地方性的擴張，它們也無法擺脫全國性社會形態(tài)的規(guī)范。所以，像濟寧這樣富有生氣的少數(shù)運河城市，依舊孑然兀立在普遍“落后”的眾多北方行政中心治所中。

最后，國家權力的興衰緊密地關聯(lián)著魏丕信所稱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水利周期”。正如大運河跌宕起伏的境遇一樣，濟寧等港埠城市也與王朝國家一起歷經治亂興衰。濟寧、臨清和北方部分運河城市、城鎮(zhèn)乃至區(qū)域的宿命在于，其發(fā)展既有賴于帝國政治和政策，又受制于此。在明、清帝國政權穩(wěn)定的多數(shù)時期，大運河良好運轉，運河、黃河的基礎水利設施系統(tǒng)能夠得到相對合理的掌控和調配，運河沿線城市和區(qū)域得以繁榮；反之，就會走向衰敗。

（四）近代開埠后變化著的地方認同和城市性

為了更好地理解明清時期濟寧的城市性——無論是作為其特殊的個性，還是中華帝國晚期一部分“先進”城市體現(xiàn)出的某些共性，本書還在臨近結尾時檢視了其富有特色的近現(xiàn)代歷程，由此可窺見其地方認同的延續(xù)與變異。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奠立中華帝國晚期北方運河城市及區(qū)域繁榮的諸多因素開始瓦解。不僅運河運輸衰落了，而且裹挾著現(xiàn)代性、資本主義、基督教的外來力量也使全國范圍的經濟網絡和生產方式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整個國家都處于失去整體自主性的邊緣，濟寧的地方認同及其本土式的城市性也受到了致命的蠶食，超越了以往的王朝循復的挑戰(zhàn)。

在受西方影響的日漸形成的經濟體系里，新起的或擴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青島、煙臺、旅順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和城市現(xiàn)代轉型的先鋒，與之相對照的是內地城市、城鎮(zhèn)和地區(qū)在轉變過程中大都困難重重，不可避免地陷入頹敗的厄運。以東部沿海城市為新核心的經濟網絡取代了運河城市原來在帝國政治中的戰(zhàn)略位置，大多數(shù)北方運河帶的城市、市鎮(zhèn)急遽淪為破鄙的腹地。

然而，濟寧沒有完全衰落。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勢力大且開明的地方精英的能動作用。他們像前輩一樣富有成效地與國家和其他政治強權周旋，盡量謀取地方利益。他們從當?shù)厥芤嬗诮煌l件的舊事中汲取經驗，并在建設新的交通系統(tǒng)的基礎上，較為成功地將城市改造，以適應國內的和國際的新的經濟與政治環(huán)境，這在很大程度上阻滯了濟寧被邊緣化的趨勢。此外，本書還展示了濟寧居民如何對他們的城市重新編程，以避免在新舊交替中陷于非此即彼的一端。濟寧的確經歷了質的現(xiàn)代化城市轉型，但其方式是一種妥協(xié)性的，而非與傳統(tǒng)徹底切割，這顯示了地方性遺產在演變中的延續(xù)和更新。這種方式些許有助于地方社會在混亂的文化和政治時局里獲得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

同時，為了把握濟寧的現(xiàn)代命運，本書還將濟寧置于更為宏闊的區(qū)域的和國家的城—鄉(xiāng)語境。濟寧的現(xiàn)代經歷有助于回應羅威廉在漢口研究課題之始所梳理的中國現(xiàn)代化整體上失敗的問題：

雖然漢口以及那個時代的其他中國城市，已擁有相當?shù)囊?guī)模和經濟集中化與社會復雜性，但最具影響的西方歷史學派仍然傾向于認為中國的城市制度沒有充分的發(fā)展，而且把它看做導致中國“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jù)這種觀點，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期，中國城市未能發(fā)揮必要的催化劑作用，以促使社會、經濟與政治發(fā)生像西方曾發(fā)生過的那樣、走出中世紀的轉變，也未能提供一種較好的物質文明基礎。

濟寧作為一個發(fā)達的內陸城市，其自身現(xiàn)代化經歷的結果無論成功與否，都折射出近現(xiàn)代中國劇烈轉變中的矛盾與問題。開埠以來的城市和城鎮(zhèn)，無論新舊，都無不淹沒在落后農業(yè)的肢解和過剩農村人口的汪洋中。事實上，城市現(xiàn)代化只是近現(xiàn)代中國議程的一部分，而少數(shù)“先進”城市里的某些成功并沒能解決或舒緩當時中國的主要壓力——深重的農村危機。城市的命運系于外在之國家的和國際的政治變局之中，最后湮沒在“農村革命”的洪流中。

——選自孫競昊《經營地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