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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于大地之上》（Habiter la Terre）是一部訪談集，是法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布魯諾·拉圖爾晚年的作品。作者通過記者尼古拉斯的采訪回顧和反思了其50年的科學哲學研究工作。書稿談到世界的變化、現(xiàn)代性的終結、文明應如何對生態(tài)威脅做出反應、新的生態(tài)類、發(fā)明集體設備、科學的完成等生態(tài)哲學領域的重要話題。書稿既開啟生態(tài)哲學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xiàn)出作者的精彩學術旅程。

布魯諾·拉圖爾（1947-2022），法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創(chuàng)立者之一，科學技術論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任教于巴黎高等礦業(yè)學校、巴黎政治學院。著有《實驗室生活》《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重組社會》等。

尼古拉斯·張伯倫，記者，《世界報》“辯論思想”欄目負責人。

序 言 i

第一章 改變世界 1

第二章 現(xiàn)代性的終結 11

第三章 蓋婭的正式宣告 21

第四章 著陸何處？ 30

第五章 新生態(tài)階級 39

第六章 發(fā)明集體裝置 48

第七章 宗教的真理 58

第八章 完成的科學 67

第九章 實存模式 78

第十章 政治圈子 88

第十一章 美哉，哲學！ 99

第十二章 致李洛 110

致 謝 113

譯后記 114

序 言

尼古拉·張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傳和解釋。這也是為了解釋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他所探討的多樣而分散的問題，似乎讓人們無法琢磨其思想的連貫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魯諾·拉圖爾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帶著喜悅，鏗鏘有力地接受了這一系列訪談。在訪談中，他的言辭既十分迫切，又撫慰人心。在這個訪談的現(xiàn)場，他有一種緊迫感。這次訪談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簡意賅，似乎他在安排著一切。他關注的問題十分清晰，他的對話幽默風趣，他的言辭如同表演的藝術。仿佛隨著他臨終一刻的臨近，一切都變得如此透徹。布魯諾·拉圖爾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歲。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紐約時報》寫道：“他是法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也是被誤解最多的哲學家。”

拉圖爾在國外享有盛譽，他的研究成果曾榮獲霍爾貝格獎（2013年）和京都獎（2021年）。不得不說，他的研究涉及幾乎所有知識領域：生態(tài)學、法律、現(xiàn)代性、宗教，當然還有科學技術，他對實驗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創(chuàng)性，并具有轟動世界的影響力。

除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拉圖爾曾與他共同撰寫過一本訪談錄《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國的哲學往往與科學思想和科學實踐保持著距離。

社會學家布魯諾·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憶道：“他是第一個意識到政治思想問題的關鍵在于生態(tài)問題的人?！?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證明，該書的思路與米歇爾·塞爾的《自然契約》（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脈相承。

一、反傳統(tǒng)的社會學家

但毫無疑問，正是兩本以提問形式發(fā)表的生態(tài)學專著《著陸何處？》（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讓公眾更廣泛地了解了這位特征鮮明的社會學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訥（黃金海岸）的一個資產(chǎn)階級大酒商家族，現(xiàn)在已成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激勵著新一代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活動家去拯救各種生態(tài)災難。

正如哲學家伊莎貝爾·斯唐熱（Isabelle Stengers）在《拉圖爾—斯唐熱，比翼雙飛》（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書中所記述的那樣，拉圖爾與斯唐熱在思想上長期保持著友好的交流，自“蓋婭入侵”（l’intrusion de Ga?a）1以來，拉圖爾從未停止過對我們所處的“新氣候體制”的思考（《面對蓋婭》［Face à Ga?a］，2015）。他解釋說，自從人類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人類已成為一種地質(zhì)力量，“我們的世界已經(jīng)被徹底改變”。他斷言，“我們不再棲居在同一個地球上”。

從十七世紀開始，現(xiàn)代人認為自然與文化、客體與主體之間的分離已經(jīng)實現(xiàn)。他們認為，“非人”（non-humains）是與我們格格不入的事物，盡管他們一直在與之互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圖爾在其著作《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稱，“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

二、生命體創(chuàng)造其生存的條件

不過，拉圖爾說道，有一項發(fā)現(xiàn)也許“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時代的發(fā)現(xiàn)一樣重要”，這就是英國生理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 —2022）在《地球是一個生命體：蓋婭假說》（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a，1993）一書中的發(fā)現(xiàn)：生命體為自己的生存創(chuàng)造了條件。正如微觀生物邏輯學家林恩·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證實的那樣，大氣層不是給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棲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創(chuàng)造出來的。

因此，我們就生活在這層薄膜上，這層薄膜覆蓋著全球，一些科學家，比如地球化學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熱羅姆·蓋拉代（Jér?me Gaillardet）將其稱為“臨界區(qū)”（zone critique）。我們現(xiàn)在必須“著陸”于此，而不是去離地生活，以維持宜居條件的包絡（enveloppe）。拉圖爾將蓋婭（Ga?a）命名為“臨界區(qū)”，蓋婭既是一種科學假設，也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靈的母體。

我們的宇宙觀也發(fā)生了變化。我們對世界和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學哲學家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說，伽利略革命使地球與其他天體更加接近，從而使我們“從封閉世界走向無限宇宙。伽利略將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則將目光投向地面”。拉圖爾總結道：“除伽利略的運動的地球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洛夫洛克的變動的大地，這樣才算完整?！?p/>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他的哲學能讓我們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態(tài)危機。但我們同時也要采取行動，“著陸于這個新大地”。我們?nèi)绾尾拍茏龅竭@一點呢？要通過自我描述，讓每個公民“不是描述我們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們?yōu)楹味睢?，并描繪出我們賴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樣子的？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陳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級精確地描繪了自己的生活狀態(tài)，并列出了不平等現(xiàn)象。因此，他斷言，“一個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夠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從未停止過對其力量的確認和檢驗（《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為一個務實之人和經(jīng)驗論者，在“黃馬甲”（Gilets jaunes）運動之后，拉圖爾領導了“著陸何處？”運動，在拉沙特爾（安德爾?。?、圣朱利安（上維埃納?。?、里斯-奧朗吉斯（埃松?。┖腿蚶剩ㄈ{-圣但尼省）舉辦了一系列自主陳情的討論會?！澳憧空l活著？”是一個核心問題，是“從無言的抱怨轉變?yōu)椴粷M”的關鍵，這個問題有益于建立新的聯(lián)盟。

在一份調(diào)查問卷中，拉圖爾展現(xiàn)了這種提問的藝術。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間推出該問卷，以自主陳情的輔助形式，吸引了大量關注，其開頭的一個問題引發(fā)了許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對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暫停的活動，你希望不要恢復其中哪些活動？”（《想一下恢復到危機之前的生產(chǎn)的各種封閉態(tài)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體合作的思想

《著陸何處？》是一種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這位集體思想家從未停止過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樣，就像他最近策劃的兩個展覽一樣。一次是2002年在卡爾斯魯厄的ZKM藝術與媒體中心（展覽名為“臨界地帶”），與奧地利藝術家彼得·魏貝爾（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壞”組織（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展覽名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與馬丹·圭奈爾（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這些作品由裝置和表演組成，其目的不是闡釋某種思想或哲學，而是進行“思想實驗”。它們將其他學科與藝術實踐結合在一起，讓我們對這種新的宇宙觀進行反思。他說：“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解決我自己提出的一些問題，所以我請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專家，以及那些個性截然不同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讓我產(chǎn)生了思考?！?p/>

不得不說，拉圖爾是在集體和個體的協(xié)助下，以小組和團隊的形式進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學院時一樣，在他擔任科學院院長期間（2007—2012年），他創(chuàng)建了多個項目：媒體實驗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學科實驗室），旨在研究數(shù)字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現(xiàn)由社會學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領導；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藝術學院），現(xiàn)由科學史學家兼劇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圖瓦提（Frédérique A?t-Touati）領導，他曾執(zhí)導拉圖爾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講表演《運動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圖爾還發(fā)起了由社會學家尼古拉·本維努（Nicolas Benvegnu）領導的“科學與技術分析辯論圖譜”（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項目，該項目旨在探索公眾辯論的復雜性，并將其變得清晰可見。這些辯論雜糅著社會、空間、地理、科學問題，他最近關于外來入侵植物的辯論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

此外，拉圖爾還啟動了“大地形態(tài)”（Terra Forma）項目，該項目由亞歷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爾·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領導，這兩位年輕建筑師將景觀問題與領土政策聯(lián)系在一起。當然，還有前面提到的“著陸何處？”運動，拉圖爾在其中與建筑師索艾伊·哈基米爾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讓-皮埃爾·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爾·拉圖爾（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樂家，也是S-composition（專門從事共同創(chuàng)作的工作室）的協(xié)調(diào)人、中間人和藝術合作者；女兒克洛伊·拉圖爾（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員和導演，她與弗雷德里克·艾伊-圖瓦提一起將拉圖爾構思的劇本《蓋婭全球馬戲團》（Ga?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劇院。他開玩笑說：“這不是一個公司，而是一個農(nóng)場，有父親、母親和女兒?！?p/>

布魯諾·拉圖爾被稱為“最著名的也是被誤解最多的思想家”，他涉獵的領域極其廣泛，就連他自己也說道：“在書店里，人們總是不確定該把我的書放在哪個類別之下?！倍敖邮艿淖詈笠淮卧L談，則向他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得以解釋自己的總體看法，為讀者理清他多年來的研究思路。在拉圖爾逝世之后，《世界報》的著名記者尼古拉·張將這次重要的訪談整理成文，結集成了這本《棲居于大地之上》。

在這本書中，拉圖爾從改變世界談到現(xiàn)代性的終結，從“蓋婭入侵”談到“著陸何處？”運動，從新生態(tài)階級談到集體裝置的發(fā)明，從宗教談到科學，從實存模式談到政治圈子，再從什么是哲學談到給未來一代的寄語……話題可謂包羅萬象，而拉爾圖對“棲居于大地之上”的呼吁亦始終貫穿其中，可以說，拉圖爾五十余年的哲學研究，都被濃縮到了這本小書里。

本書的整理者尼古拉·張在將這次訪談整理成文的時候，刻意保持了口頭交談的特征，我們讀到的文字可能是跳躍的，也可能是絮絮叨叨的，其中亦不乏犀利的“金句”，比如“你必須摒棄一種錯誤的、萬能的觀念，即只要你是科學家，你說的話就是科學的”，等等。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們仿佛也能通過文字，回到采訪的第一現(xiàn)場，身臨其境地感受大師拉圖爾的思想火花。

第八章 完成的科學

張：與當今許多研究生物世界的思想家不同，您并不是經(jīng)歷了捍衛(wèi)瀕危物種或守護某些區(qū)域才開始研究生態(tài)學的。是哪些社會學和科學哲學問題引導您走上生態(tài)學之路的？

拉圖爾：生態(tài)學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課題。我是通過分析科學家的活動來研究生態(tài)學的，當我開始觀察科學是如何完成的時候，我就開始研究這個課題了—這是我多年前與米歇爾·卡?。∕ichel Callon）合作出版的一本論文集的標題，是關于“完成的（qui se fait）科學”，而不是“被做出來的（faite）科學”的?？茖W總是在爭論中完成的，換句話說，其中夾雜著些許政治因素、些許自我意識，以及科學家之間簡單的競爭態(tài)勢。目前，在新冠研究、殺蟲劑科學，甚至氣候問題科學等方面都完全可以看到這一點。

我說的是實驗室，它讓我沉迷了五十年。正是在這里，我才有了像內(nèi)啡肽一樣重要而有趣的事實和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每個人都知道內(nèi)啡肽！但當我在圣地亞哥的索爾克研究所的實驗室里研究時，日復一日，我看到內(nèi)啡肽被制造出來，以某種方式在我所在的人工場所出現(xiàn)。這讓我著迷。你帶著經(jīng)典的首字母大寫的科學（Science）認識論來到這里，而在現(xiàn)實中，你會發(fā)現(xiàn)一些絕對奇妙的事情：正是因為實驗室是人為的，所以它才能確立某些事實；正是因為這些地方很罕見，所以你才能得出確定的結論。發(fā)現(xiàn)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

張：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您為什么對科學和實驗室感興趣？

拉圖爾：實驗室讓我們能夠思考這一巨大的矛盾，即客觀性是生產(chǎn)和制作出來的東西。這是認識論三百年來一直在處理的一個巨大的哲學問題：我們?nèi)绾蔚贸隹茖W真理。換句話說，我們?nèi)绾卧谕痪湓捴袑ⅰ翱茖W真理是制造出來的”和“科學真理是真實的”聯(lián)系起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我的答案是“讓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這種轉移注意力的方法已成為我處理問題的慣用手法。要回答這樣一個被動的哲學問題，你需要一個領域，需要一個地方。在這里，你可以看到事情是如何發(fā)生的，它們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福柯就是這樣做的。

這也正是我在實驗室工作兩年的原因：通過對實踐細節(jié)的分析，解決一個哲學問題。我意識到，這個巨大的謎團完全可以通過經(jīng)驗來研究，通過追蹤我們?nèi)绾卧趲讉€小時的時間里，從“這是內(nèi)啡肽，但我們還不太確定”到“這是確定的，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來研究。一個無法解決的哲學問題，即“我們?nèi)绾潍@得科學真理？”可以通過實證研究來解決。而實證研究是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這正是實證研究的魅力所在。顯然，要想了解事物是如何運作的，你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并結合一系列原理、方法、人類學和哲學來分析一些驚人的事物。內(nèi)啡肽在傍晚五點鐘仍然是一種可能性，而在五點半的時候，內(nèi)啡肽已經(jīng)成為事實，這絕對是聳人聽聞的。

張：的確如此。那這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呢？

拉圖爾：這些都是通過微不足道的手段完成的，但它們是實驗室中所發(fā)生的事情日積月累促成的。例如，從實驗小白鼠對提出的問題（如注射內(nèi)啡肽時觀察到的情況）做出反應的方式，到同事們反復反駁自己最初假設的方式，不一而足。這是一系列無法回避的爭論，因為正是爭論，才有可能對實驗室產(chǎn)生的反應進行定性，或者使其更加確定、更加嚴謹。在我做研究的實驗室里，同事們對內(nèi)啡肽的研究持批評態(tài)度，但你必須記住，與此同時，還有其他四五個實驗室在競爭，而且從一個實驗室到另一個實驗室，甚至內(nèi)啡肽的名稱都可能不同。我們達到了一個穩(wěn)定點，不確定性消失了。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看到事實已經(jīng)“完成”，事實是確定的。這與科學方法完全無關，因為科學方法是由各種偶然因素組成的！這就是我所展示的細節(jié)：我們在實驗室中尋找不同的資源來穩(wěn)定這個著名的物，它集中了我們的注意力。

斯唐熱的宏大定義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這種內(nèi)啡肽仍然是一個未定型的事實，它授權你代表它說話，說出它是什么。在這一點上，你的主觀創(chuàng)造、你有同事以及背后有一個社會的事實都不復存在?，F(xiàn)在，既定的事實可以為自己說話了。當然，它是在一個人工建造的實驗室里，在它背后有一個完整的社會世界，讓這種內(nèi)啡肽自己說話。這個物是如此美麗，以至于它完全擺脫了科學哲學的束縛?？茖W哲學認為，科學正是將你從輿論中抽離出來的東西，它不再與社會或政治有任何關系。我花了兩年時間在實驗室里看到的恰恰相反。輿論、社會和政治恰恰是科學家沉浸其中的實踐，通過這些實踐，他們設法產(chǎn)生客觀事實。我和我的同事們四十五年來一直致力于證明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部真正的科學史，一部科學社會學。但是，在我看來，科學家們卻沒有從中學到一丁點兒東西。

張：怎么會這樣？

拉圖爾：這是一個霸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是正確的用語。我們不能說我們的研究領域的影響非常巨大，因為科學的霸權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分析—在法國更是這樣，但問題不限于這些。

張：正如當前的衛(wèi)生防疫危機一樣。

拉圖爾：新冠疫情很好地說明了，人們要求科學家立即說出事實是什么?！澳銈兪强茖W家，所以你們要擺出事實?！钡聦嵅⒎侨绱?！斯唐熱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事實非常罕見，科學發(fā)現(xiàn)也非常罕見。只要你穿上白大褂，你所說的任何話都可以被認為是大寫的科學，這種萬能科學方法的觀念是一個謊言。這是一個騙局，因為對一個學科有效的方法不會對另一個學科有效。即使在一個學科內(nèi)部，在一種情況下有效的東西也不一定在另一種情況下有效。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們的想法是把這些科學從地下帶出來，用哈拉維的話說，把這些“無處不在”的科學帶回到產(chǎn)生它們的網(wǎng)絡中。我們的觀念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氣得面紅耳赤的哲學家斥責我們是在批判科學！恰恰相反：我們是批判認識論，而不是對科學或科學實踐進行批判。今天，我堅持認為，當人們認識到科學是一種正當?shù)目茖W實踐，其發(fā)展不是為了構建一種“無中生有”的宇宙觀時，科學才能得到更好的捍衛(wèi)和理解—我不得不說，氣候危機和新冠疫情更加明確地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科學實踐得出了客觀事實—這是我們唯一能在科學上確信的事實，那恰恰是因為不同的同事詳細跟蹤這些事實；恰恰是因為科學實踐需要建立人工實驗室，并且需要資金；恰恰是因為它犯錯、猶豫不決和十分罕見。但是，這并沒有成為科學家的教條和通論的一部分。

張：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尤其是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您說IPCC的一些成員有時會告訴您，他們需要您和您的科學哲學來理解我們身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

拉圖爾：氣候科學尤其有趣：它涉及物理、化學、大量模型和算法，依賴于海洋中的浮標、衛(wèi)星、巖心采樣……總之，它是由數(shù)以億計的不同數(shù)據(jù)點組成的拼圖。它并不像過去的哲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一門假設-演繹科學。它是一門將多個數(shù)據(jù)組裝在一起的科學，就像用千絲萬縷編織成的地毯一樣堅固。同樣是拼圖，幾乎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就已經(jīng)確定二氧化碳會使地球溫度升高。既然我們已經(jīng)確定了這一點，那些從事氣候研究的人就認為人們接下來會采取行動。他們大吃一驚。人們不僅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而且還在他們認為可以以科學權威為自己辯護，聲明“科學是這樣說的”時，對他們進行了攻擊。無數(shù)的游說團體立即反駁說這是假新聞，科學的說法完全不同。我為這場始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爭論做了大量工作，這場爭論至今仍未結束。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它讓科學家（氣候科學家、地球科學家、臨界區(qū)的科學家）意識到，這種著名的認識論對他們的保護非常不力。這種認識論在“科學”（science）中標注出了一個大寫的S（Science），他們依靠這種認識論說“科學是這樣說的，行動就會隨之而來”。但是，顯然大寫的科學（Science）并不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在手持木劍為自己辯護，他們說：“看，我們是科學家，我們是對的?！彼麄兪艿焦?，士氣低落。就在那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找到我和我的科學同事，請求我們的幫助。但我們提供幫助的條件是，他們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他們的科學探究是一種實踐，位于非常特殊和非常昂貴的網(wǎng)絡中，是一種必須非常小心維護的實踐。你必須摒棄一種錯誤的、萬能的觀念，即只要你是科學家，你說的話就是科學的。科學家不是萬能的，科學也不是獨立存在的。

問題在于，科學家們既想得到自己的蛋糕，又想吃掉它：他們既想要科學實踐，又想讓自己定義真理的特殊方式凌駕于其他方式之上，如觀點、道德、宗教……因此，甚至連經(jīng)濟學家都自稱是科學家，而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大寫的科學被用作一種箴言。這是一種論辯用詞，但與科學實踐完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