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早期考古人才隊伍的構成及其命運（節(jié)選）
經(jīng)過千辛萬苦培養(yǎng)出來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群體，在1938 年的長沙，在戰(zhàn)爭壓力下卻面臨解體。這時候，殷墟的工作才剛剛進入正軌，全國性考古活動剛剛起步，大量的材料都沒有整理，中國田野考古學迅速發(fā)展的勢頭戛然而止。
這一幕是在長沙一個有名的飯店“清溪閣”發(fā)生的。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把這個掌故敘述出來，是因為它擁有太多的歷史含義，特別是中國考古學和考古人的愛國情和民族恨，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無須解釋的根源，任何其他辯解與分析，在這活生生的歷史事實面前，都會陷于蒼白無力。民族情懷在中國考古人的血脈中流動，在血與火的民族戰(zhàn)爭中得以永固。
1937 年12 月12 日，南京淪陷，然后發(fā)生了大屠殺，舉國陷入震驚與悲憤之中。長沙很快成為日軍下一步進攻的目標，史語所在沒有找到新的搬遷地之前，為了同仁安全決定疏散。個人去留的先決原則是：家鄉(xiāng)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鄉(xiāng)淪陷的話，跟著史語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所走，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后，就讓各組自行商量?？脊沤M商量的結果是，三個高級委員，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是不能動的，要跟所走，“十兄弟”則各奔東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xiāng)未淪陷，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洛陽人，家鄉(xiāng)還在中國軍隊控制下，也要回家；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鄉(xiāng)未淪陷，但他是考古組的古物管理員，不能走；老四劉燿是河南滑縣人，去延安投奔他的哥哥參加抗戰(zhàn)，后來改名尹達；祁延霈是山東濟南人，家鄉(xiāng)淪陷，去重慶投奔教書的父親，后來也去了延安；王湘是河南南陽人，家鄉(xiāng)沒有淪陷，但他決定跟著長沙的一些大學生去抗戰(zhàn)；老九高去尋，河北保定人，家鄉(xiāng)淪陷，隨所走；老十潘愨，獲派押運古物到重慶，也沒有走。這樣，“十兄弟”只留下了四個，有六個離開了史語所，都是考古組的主力成員。
據(jù)石璋如回憶，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去了“清溪閣”。參加的人除了“十兄弟”，李、董、梁三先生，還有幾位常年跟隨考古組的技工：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連春。當時大家志氣都很激昂，喝酒比較爽快。大家先說“中華民國萬歲”，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中央研究院萬歲”，第三杯“史語所萬歲”，第四杯是“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fā)掘團萬歲”，第六杯是“山東古跡研究會萬歲”，第七杯是“河南古跡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一路喝將下來，滿座大醉。醉后是慘然的離別，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從此之后再未見面。
“十兄弟”中離開的六個人，后來際遇頗為不同。石璋如經(jīng)過一番漂蕩，幸運地又回到考古組，之后再未離開。b 尹煥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xù)從事考古工作，卓有成就。劉燿成為職業(yè)的革命家。祁延霈抗戰(zhàn)期間病逝于新疆哈密。李景聃抗戰(zhàn)勝利不久后病逝。王湘則終生脫離了考古。戰(zhàn)爭期間，史語所和中國其他學術機關一樣，面臨極端嚴重的困難，不僅僅是學術研究，連生存都成了問題。這期間隊伍很不穩(wěn)定，除了上述人員之外，考古組的骨干人物，如吳金鼎、郭寶鈞以及胡厚宣，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離開了史語所。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對于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考古隊伍受到的戰(zhàn)爭摧殘極為悲痛和憤怒。在1940 年夏即已編竣、歷盡艱辛在1947 年3 月才得以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報》（即原來的《田野考古學報》）第二冊的《前言》中，李濟悲憤地寫道：
試看這個統(tǒng)計：六篇報告的作者，已死了兩位，改業(yè)的又有兩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尋兩君抱殘守闕到了現(xiàn)在，但他們的健康，已被戰(zhàn)事折磨了大半。至于去世的，是祁延霈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傳略。這種損失在將來的和會上是否可以列入賠償?shù)囊?？假如可以列入，賠償可以抵補這種損失么？不過無論麥克阿瑟將軍所主持的盟軍總部對于此類損失作何打算，我們?nèi)韵Ｍ撠熡嬎阒袊趹?zhàn)爭中文化損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這一項的道義的和法律的意義。
……
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復，在最近的將來是一點希望沒有，但考古組的工作卻不能不繼續(xù)。田野工作人員從此在屋內(nèi)讀讀書，除寫作未完成的報告外，再多寫點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許對考古學可以有更新的貢獻。
麥克阿瑟等人也許并不在意中國考古學的這點損失，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考古人造成的傷害，就像他們給全體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一樣，是永遠不會被輕易抹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