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代先知：國家主義視域下的法家學說
晚清以降，面對東西列強之間越發(fā)激烈的競爭關系，尤其是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希圖瓜分中國的局面，人們多認為此刻世界政治猶如中國歷史上戰(zhàn)國時代之重演。這背后體現(xiàn)的是時人認為近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就是大國之間依據(jù)相似的發(fā)展道路紛紛崛起，然后進行全球范圍內(nèi)的爭霸，廣大的非西方國家與地區(qū)除非能夠效仿西方列強之所為，在短時間內(nèi)實現(xiàn)富強，否則都難逃被侵略與殖民的慘境。關于這一點，對時代變局有著敏銳觀察的梁啟超體會尤深。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東渡日本，閱讀了大量由日本學者譯介的近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著作，使他對19世紀以降的國際政治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梁啟超認為，19世紀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式的政治要求一國內(nèi)部實現(xiàn)政治變革，推翻封建王權，增加國家實力，保障民眾利益，對外則以防止他國侵略始，至對外擴張為本國奪取更大利益終。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jié)合，認為強國侵略弱國實乃天經(jīng)地義之事，并無不道德之處。弱國被侵略或殖民，實屬咎由自取。一國要想在優(yōu)勝劣汰的國際環(huán)境中自存，唯有不斷擴充國力，使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與文教建設皆以國家為本位，國民的權利要建立在為國家做貢獻的義務之上。甚至天賦人權論也已為過時之物，國家有機體論方為此刻流行的學說。
尤有進者，梁啟超指出：“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薄懊褡宓蹏髁x”的流行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時代趨勢。在“民族帝國主義”之世里，除了傳統(tǒng)的軍事征服，列強還善于運用經(jīng)濟手段去控制非西方國家，如借款、傾銷商品、修筑鐵路、派遣財政顧問等。因此梁啟超提醒國人：“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庇盅裕骸岸兰o之世界，雄于平準界者則為強國，嗇于平準界者則為弱國，絕于平準界者則為不國，此中消息，不待識微者而知之矣。”1903年他赴美游歷考察，一方面目睹了以托拉斯、康采恩為代表的美國資本主義體制壟斷生產(chǎn)，另一方面對美國唐人街里的中國人如散沙一般缺乏組織能力痛心疾首。凡此種種，再加上先前對于世界大勢的剖析，梁啟超遂認為當時的中國不能立即施行民主政治，天賦人權論也不適合在中國過度傳播。中國需要由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統(tǒng)治者厲行“開明專制”，一方面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現(xiàn)代的內(nèi)政與國防體系；另一方面加快發(fā)展經(jīng)濟，使生產(chǎn)力在短時間內(nèi)得到有效提升；同時大力發(fā)展國民教育，使民眾具備政治能力與國家意識。因此，在與革命黨進行政治論戰(zhàn)時，梁啟超明確指出：“今日欲救中國，惟有昌國家主義。其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皆當詘于國家主義之下?！?p/>
梁啟超向來認為，歷史學是培養(yǎng)國民意識與政治能力的利器，他的“新史學”的主要目標就是借助歷史著作的普及化來宣揚他心目中當時中國人所需掌握的政治觀念。因此，梁啟超在清末寫了大量歷史著作，或是將“民族帝國主義”的內(nèi)容投射到古人身上，或是秉持建設現(xiàn)代國家的立場來批判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與學術思想，或是借由敘述與中國命運相似的亞非國家的“亡國史”來警示國人。除此之外，梁啟超相信學術為“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可以“左右世界”。那么為了更好地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絕不會忽視從中國傳統(tǒng)政治學說當中汲取可供闡揚的資源。其中，他注意到了先秦法家。
1909年，梁啟超出版《管子傳》。從書名就能看出，他是在敘述被視為法家人物的管仲的生平與思想。在“例言”中，梁氏聲稱該書“以發(fā)明管子政術為主，其他雜事不備載”。此外，他特別強調(diào)在“發(fā)明管子政術”時，自己“以東西新學說疏通證明之”。這就表明，他在書中并非以復原管仲的生平與思想為目的，而是要以新學說為視角，去解釋管仲的“政術”。
關于管仲的歷史地位，梁啟超認為：
今天下言治術者，有最要之名詞數(shù)四焉：曰國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經(jīng)濟競爭也，曰帝國主義也……吾見吾中國人之發(fā)達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歐美者。謂余不信，請語管子。
梁氏又言：
至最近二三十年間，然后主權在國家之說，翕然為斯學之定論。今世四五強國，皆循斯以浡興焉。問泰西有能于數(shù)千年前發(fā)明斯義者乎……有之則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基于此，梁啟超將管仲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分為“法治主義”“官僚政治”“內(nèi)政”“教育”“經(jīng)濟政策”“外交”“軍政”等幾個內(nèi)容，分別論述管仲如何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與政治實踐，壯大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力，整合齊國內(nèi)部的人口資源與經(jīng)濟資源，讓經(jīng)濟生產(chǎn)為政權服務，使齊國具有逐鹿中原的資質(zhì)，并在春秋諸侯國中間長期居于霸主地位。在梁啟超看來，“管子為忠于國民之政治家，為負責任之政治家，為能立法之政治家，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為能實行軍國主義之政治家”。
在《管子傳》中，梁啟超毫不諱言自己的國家主義立場。他說：
夫以一國處萬國競爭之渦中，而欲長保其位置毋俾隕越，且繼長增高以求雄長于其儕，則必當先使其民之智德力，常與時勢相應，而適于供國家之所需。國家欲左則左之，欲右則右之，全國民若一軍隊然，令旗之所指，則全軍向之。夫如是乃能有功也。
基于此，他認為管仲的內(nèi)政舉措類似19世紀西方政治思想當中的“干涉主義”，即通過建立法度來最大程度地組織、調(diào)度國內(nèi)各種資源，使國家機器能夠極有效率地運轉(zhuǎn)起來，并借助國家力量形成經(jīng)濟托拉斯。在論述管仲時代的相關史事之后，梁啟超指出：
國家者非徒為人民個人謀利益而已，又當為國家自身謀利益，故以圖國家之生存發(fā)達為第一義，而圖人民個人之幸福次之，茍個人之幸福而與國家之生存發(fā)達不相容，則毋寧犧牲個人以裨益國家。何也？國家毀則個人且無所麗，而其幸福更無論也。是故放任論者，以國民主義為其基礎者也；干涉論者，以國家主義為其基礎者也。放任論盛于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干涉論則近數(shù)十年始勃興焉……試觀我國今日政治之現(xiàn)象與社會之情態(tài)，紀綱蕩然，百事叢脞，茍且偷惰，習焉成風。舉國上下，頹然以暮氣充塞之，而國勢墮于冥冥，馴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義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實治國之不二法門，而施之中國尤藥之瞑眩而可以療疾者也。
很明顯，在梁啟超眼里，以管仲為代表的先秦法家之所以值得提倡，主要是因為后者與近代的國家主義頗為相近，都強調(diào)國家本位、國家優(yōu)先，相信只要做到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就能讓國家實力大增，改變先前的渙散凌亂之象。
更有甚者，梁啟超認為“民族帝國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為了更好地使國人意識到這一點，他強調(diào)：“管子者，以帝國主義為政略者也。”在他看來，管仲是可以與克倫威爾和拿破侖齊名的大政治家：
昔克林威爾當長期國會紛擾極點之后，獨能征愛爾蘭，實行重商主義，輝英國國威于海外；昔拿破侖當大革命后，全國為恐怖時代，獨能提兵四出，蹂躪全歐，幾使法國為世界共主。蓋大豪杰之治國家，未有不取積極政策而取消極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誠大國民之模范哉！
這一論調(diào)的關鍵之處，不在于管仲是否有資格與這兩位西洋人相提并論，而在于梁啟超之所以對此二人予以極高評價的理由。在他看來，克倫威爾與拿破侖之所以偉大，既不是因為前者發(fā)動革命，組建新模范軍，處死英國國王，建立共和體制，撼動歐洲王權，也不是因為后者鞏固并傳播了法國大革命中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訴求，同時用法典的形式將這些訴求確立下來，而是由于這二人都善于進行對外擴張，符合“民族帝國主義”的標準。依梁氏之見，管仲的政治實踐也與此標準頗為相契，所以他堪稱“大國民之模范”?？傊?，梁啟超對于管仲的詮釋，基本是在國家主義的維度上進行的。
——節(jié)選自王銳《韶響難追：近代的思想、學術與社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