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比西斯的瘋狂》導讀
吳曉群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之中，他向世人描述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故事。這段“岡比西斯的瘋狂”就出自《歷史》第三卷的前半部分，其中，他花了11節(jié)的篇幅來討論岡比西斯的瘋狂行為和可能的原因。梳理文本，關于岡比西斯的瘋狂行為，我們可以歸納為：瀆神、濫殺、亂倫和公然破壞習俗。
根據這些異于常人的所作所為，希羅多德先是推測岡比西斯的瘋狂行為是所謂的“圣疾”（即癲癇）導致的。最后做出結論：岡比西斯是真的瘋了。
然而，希羅多德的記載就一定是真實的嗎？換言之，他在書中關于波斯國王岡比西斯的描寫是史實嗎？須知羅馬帝國時期的西塞羅在給了希羅多德“歷史之父”這個頭銜的同時，又把他看作是一個說謊者。這兩個南轅北轍的稱呼是如何統(tǒng)一到一個人身上的呢？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的是，“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其實是晚近才出現(xiàn)的。在西方，19世紀被稱為“歷史學的世紀”，就是因為到那時才出現(xiàn)了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歷史學”。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希羅多德并非為了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家”而寫作。那么，我們也就不能夠直接以現(xiàn)代的學科標準去要求希羅多德。之所以我們今天仍承認他是“歷史之父”，是因為他開創(chuàng)的記載人類行為和言說的方式與今天的“歷史學”基本符合。
其次，我們要清楚，希羅多德所處的時代（即公元前五世紀中后期，相當于中國的春秋末年），一方面，據后世的學者考證，當時希臘的知識傳播尚處于口述與寫作并存，甚至口述多于書寫的時期；而口述材料的一個特征就是口耳相傳，記憶的不準確性，再加上信息來源龐雜，難免會出現(xiàn)一些誤聽誤信誤記的情況。希羅多德在書中也明確告訴我們，他的資料來源有許多是依靠“眼見”和“耳聞”，其中有不少是關于異域的傳說（乃至于道聽途說）。另一方面，希羅多德書中所主要記載的重大事件，是他幼年時期發(fā)生的一場大戰(zhàn)，這場關乎希臘生死存亡的戰(zhàn)爭，交戰(zhàn)雙方為希臘諸城邦與波斯帝國。也就是說，他筆下的岡比西斯即為敵方的國王。
再次，大家要消除的一個誤解是：史實就直接等于事件本身。須知，歷史學的根本訴求并非如影像般再現(xiàn)過去的事件，它是在盡可能收集事實基礎上的思考和理解。因此，史學家的任務不應該只是鋪陳事實，史學著作也不應該僅限于對當時某個事件具體進程的描述，而還應該包括不同時代的人們是怎樣或愿意怎樣記住那些事件的，以及過去的人們是以何種方式談論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和時代的。
有了這三點基本的認識，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有關岡比西斯瘋狂的描寫。
以一種實證主義的眼光來看，我們發(fā)現(xiàn)，關于波斯國王岡比西斯發(fā)瘋的唯一憑證，幾乎只來自希羅多德的記載，而其他古代文獻和考古材料中都沒有相關的描述。其中，近親結婚與殺死兄弟的瘋狂橋段，前者對于古人而言，并非罕見。且對于當時盛行于波斯帝國內的祆教1來說，是允許這樣的事情發(fā)生的，并不能將之視為異常。而對兄弟下手的做法，在古代王室的內部斗爭中則是屢見不鮮的做法，也談不上是多么奇怪的現(xiàn)象。還有關于圣疾的說法，是因為當時醫(yī)學水平不高，無法得知癲癇的發(fā)病原理，而祭司在與神溝通的過程中，又會以特有的方式讓自己處于如同癲癇發(fā)作時的狀態(tài)，故而讓古人誤以為癲癇是與神有關。這種說法，當然也難以為后世所認可。最后，岡比西斯受傷而死，其傷口的位置與圣牛傷口位置一致，這種巧合看上去也帶有臆想的成分或道德說教在其中。
可見，如果我們完全以坐實的方式去看待《歷史》中的這些描寫，恐怕只能得出“荒謬不實”的結論。但倘若我們想要同情地去理解古代史家的寫作目的，則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即問一下自己：希羅多德為何要如此描寫一個波斯國王的行徑？
當然，這或許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證實但也無法證偽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立足于文本的基礎上做出幾種猜測：
第一種猜測，我們看到，在《歷史》第三卷有關岡比西斯的部分，希羅多德多次提到“在埃及人口中”“依照埃及人的說法”“在埃及人的講述中”等說法，這表明希羅多德對于岡比西斯的人生經歷、主要事跡的認識大多出于埃及人之口。而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的祭司，他們身為兼有宗教職能和社會職能的特權階層，掌握著知識和極大的話語權，自然會在敘述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敘述有利于埃及人的故事。又因為痛恨波斯人入侵埃及、破壞神廟等行為，祭司們也有可能在敘述的過程中，把岡比西斯違反埃及人習俗的行為描繪成極端的瘋狂行為，甚至刻意夸大、扭曲了事情的真實性。
第二種猜測，岡比西斯也許確實有過很多瘋狂的行為，但這并不代表著他真的瘋了。在希羅多德的筆下，從岡比西斯精心謀劃瓦解埃及的海上力量，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對波斯顯貴的期望和詛咒，我們都能看出，他不是一個糊涂的人，有著基本的判斷力，并沒有真的喪失理智。然而，同時，我們又發(fā)現(xiàn)，在《歷史》中，貫穿一系列事件的另一條線索是希羅多德對岡比西斯精神狀態(tài)的描寫：他經歷了從正常到瘋狂再回到正常的過程，其中有明顯的轉折點。希羅多德在敘述中，還不斷試圖就岡比西斯的瘋狂給出自己的判斷。這種說明性的線索是否可以理解為：希羅多德要為自己的敘述找到一種合理性的邏輯而做了有意安排呢？
第三種猜測，或許岡比西斯真的瘋了？這并不是一個需要糾結的問題，因為從岡比西斯本人到當時的其他人，再到希羅多德，對此都已表明態(tài)度。那么，真正值得探討的問題則應該是岡比西斯瘋狂的原因，到底是疾病使然，還是神靈報復？抑或還有其他原因？從希羅多德的敘事中，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他提出了兩個可能的原因，但更偏重于神靈的作用，將瀆神作為導致岡比西斯瘋狂的主要原因。這種猜測符合以神意來解釋一切的古人的認知邏輯。
第四種猜測，我們還可以認為，岡比西斯的瘋狂既不是瀆神的懲罰，也非疾病折磨的結果，而是岡比西斯自身的性格缺陷。他的瘋狂只是因為有仇必報的行為方式和敏感易怒的性格被君主身份的隨意性無限放大，因為他被告知“波斯國王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由此，當他有動機也有能力報復令他不悅的人，而不需要為此付出代價時，理智便會失控，性格便會扭曲。歸根結底，這是殘暴性格與君主制結合的產物。這種解讀方式，既符合讀者對于身為希臘人的希羅多德在描寫敵國統(tǒng)治者時可能存在有意抹黑的猜測，也符合后世觀念中對于專制帝國和民主城邦的假想。
以上的猜測都有合理之處，也代表了一種閱讀視角和閱讀體驗。然而，我們不能忘記根本性的一點：歷史知識是一個民族的自我認識與自我確證。它并不是封閉的知識，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特定時期、特定群體的知識。古代希臘人對“歷史”及其“真實性”的理解，有著那個歷史階段以及那種文化背景中的特色，與今天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不盡相同。作為古代作家，希羅多德所從屬的傳統(tǒng)以及當時人們的思考方式、心理期許也與今天不同，因此他關心的東西以及表達的方式自然就與我們今天的不同，他也還沒有發(fā)展出現(xiàn)代史學中對史料進行考證的方法。希羅多德隨意使用口述的資料，還像悲劇詩人一樣模仿生活，讓事件或書中的人物自己說話等等做法，在今人看來，顯然已屬于文學的想象和杜撰了，而非歷史記錄。但他并不認為這樣做有何不妥，更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偽造歷史。這種對歷史的虛構在古代史學中相當普遍，因此，古典史家筆下所記錄的史事肯定與真實發(fā)生過的史實是有著一定距離的，古典史家的歷史著述注定無法做到如19世紀德國史家蘭克1所宣稱的那樣對歷史上所發(fā)生的事件都“如實直書”。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希羅多德在對口述材料的收集中建構出自己對于東方民族的想象。如此一來，就很有可能會在“真實的歷史”與“他所記錄的歷史”之間出現(xiàn)偏差，換言之，古典史家向我們呈現(xiàn)的可能就會是一種“建構的歷史”。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肯定，希羅多德畢竟嘗試和開創(chuàng)了一種觀察和寫作人類行為和言說的方式，他取證于人類自身的行為和可能的邏輯，力圖從假象中剝離出真實，并加以生動的還原，這表明古典史家們已具有了某種歷史意識。因此，作為西方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無論他與現(xiàn)代史家之間存在著多么大的距離，這種距離都不能使我們因此而否認他是真正的歷史學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認其作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