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之旅》導讀
程瑩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亞非系助理教授）
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本小書是一本經(jīng)典的非洲研究讀物—瑪麗·金斯利的《西 非之旅》（Travels in West Africa）的節(jié)選本?，旣惤鹚估∕ary Kingsley，1862 ? 1900）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女性探險家， 這本書記述了她1893 年到 1895 年間先后兩次前往西非旅行的見聞。通過生動而又不 失幽默的筆觸，瑪麗·金斯利為我們保存了 19 世紀末的非洲自然風貌和生活圖景，在植物學、人類學、旅行書寫和歷史研究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9 世紀后半葉是西方殖民擴張的鼎盛時期，歐美強權國家對全世界的控制從 1867 年的 67% 增長至 1914 年的 85%。這 一時期英國在非洲的統(tǒng)治也進入“新帝國主 義”（New Imperialism）階段，越來越多的 旅行者深入非洲大陸，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 的大衛(wèi)·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理 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亨利·莫 頓·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等人。 他們塑造的“探險家神話”成為當時十分流 行的一種書寫體裁，這些書寫進一步豐富了 西方世界有關非洲的自然地理知識，也成為帝國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這些文本往 往采用種族中心主義的敘述視角，將歐洲人置于理性、啟蒙的一方，將非洲置于野蠻、 落后的一方，認為非洲處于更為低級的發(fā)展階段。在“帝國之眼”的視角下，英國人認 為他們對其殖民地的“臣民”負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從而為帝國的進一步擴張構建了 合法性。然而，也有一些聲音開始反思西方價值觀的優(yōu)越性，譴責殖民主義的掠奪本質(zhì)。 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瑪麗·金斯利踏上了她的非洲之旅。
瑪麗·金斯利于 1862 年出生于英國倫敦的一個書香門第，她的父親和叔伯都是當 時有名的作家。雖然由于時代局限，身為女性的瑪麗·金斯利從未接受過正規(guī)的學校教 育，但她自幼博覽群書，很早就對探險記述和回憶錄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1892 年，也就是瑪麗·金斯利 30 歲這一年，她的父母不幸病逝。她隨后決定前往西非旅行，為父親生前未能完成的非洲書籍收集素材。1893 年 8 月，瑪麗·金斯利抵達塞拉利昂，她的第一次西非之旅從這里開始，一直抵達今天 安哥拉的羅安達。同年 12 月，她安全返回英國并獲得了出版社等相關機構的支持。一年之后，她再度前往非洲，在旅行途中一邊收集動植物標本，一邊計劃寫作和出版書籍。如這本小書所示，她那本“日曬雨淋的小記事本”里充滿了激動人心的回憶。
科學考察是瑪麗·金斯利西非旅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她發(fā)現(xiàn)和記錄了一些之前不為 歐洲人所知的物種，并且成功登頂非洲西部沿海最高峰喀麥隆火山。除此以外，她對非 洲文化充滿好奇，旅途中記錄了與不少非洲部族進行貿(mào)易和交往的故事。學者杰拉德·卡恩斯（Gerry Kearns）認為瑪麗·金斯利是一個人類學家，她書中的一些深度白描和分析清晰地展現(xiàn)了當?shù)厝颂赜械募寄芎吞囟ǖ奈幕瘍r值觀。
在本書的記錄中，她步入芳族小鎮(zhèn)的住處之后，仔細地記錄了掛在屋子里的精心制作的、能夠趕走毒蛇的“護身符”；在《獵象》一節(jié)中，她又留心描寫了狩獵過程中當?shù)厝说男叛鰞x式。
值得注意的是，瑪麗·金斯利并非完全將這些本土人的信仰劃歸為低等的原始思維。在她的另外一本書《西非研究》（West African Studies, 1899）中，她曾坦言：“盡管我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但是我卻對將拜物 教置于底端而基督教置于頂端的線性演進觀保持懷疑?！?p/>
今天看來，她在這本書中的敘述仍然有著十分“他者化”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視角， 例如她使用“未開化的”（savage）一詞形容當?shù)厝说陌l(fā)音方式，或以從猿到人的進化論視角對比黑皮膚的當?shù)厝伺c猩猩，凡此種種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都是難以接受的。但她行文中同時也體現(xiàn)出了一定的自省意識，在當時歐洲眾多對于異域的旅行書寫中，顯得十分可貴。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些敘述中存在的偏見、問題與矛盾，也應批判性地認識歷史人物的局限性，回到特定的語境審視種族話語產(chǎn)生的復雜歷史背景。
在瑪麗·金斯利的寫作和演講中，她的許多觀點已經(jīng)開始引導大眾反思殖民管理機制、殖民文化。比如，她曾經(jīng)批評英格蘭傳教士對非洲當?shù)刈诮涛幕蜕鐣曀椎拇直└缮妫约坝⒅趁裾谝恍┪鞣堑貐^(qū)的稅收政策。她的著作出版以后，人們時常將瑪麗·金斯利的作品與在她同時代的旅行書寫和文學作品（例如英國作家康拉德的作品）進行對比，認為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打破人們對非洲的刻板印象。例如，在這本小書中，瑪麗·金斯利曾寫道：“當?shù)厝藢Ω魇礁鳂拥纳钟衅叻N不同的叫法，而我認為這個數(shù)字輕而易舉就能拓展到九?！币约埃骸懊總€來到這一地區(qū)的旅行者都應該認真學習當?shù)赜脕肀磉_‘我不知道’的每一種說 法—我曾在這里打聽過四座村莊跟兩條河 流在本地語言中的名字，得到的答案卻是以 不同的說法鄭重地表達了‘我不知道’這個 意思?！边@些描述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出， 非洲人民擁有豐富的語言表達，這片廣袤的 大陸內(nèi)部存在多種多樣的差異，這里并不是一片文化荒漠抑或“黑暗之心”。
在《西非之旅》誕生的年代，也就是 19 世紀末的時候，科學、旅行和探險尚被看作是男人的事業(yè)。當時，除了一些傳教士和政府官員的隨行妻子，抵達過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女性旅行者少之又少?，旣悺そ鹚?利只身前往西非的旅途中，幾乎沒有白人同伴，她也因此時常被問起為何不與她的丈夫同行。雖然出于多種考量，瑪麗·金斯利并不認為她自己是一位當時的媒體宣稱的“新女性”（New Woman），但女性的身份或許 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她在旅行途中的觀察與視角。比如，瑪麗·金斯利曾考察一夫多妻制在非洲一些地域存在的原因。她認為，一夫多妻制在當時的部族語境下其實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這種制度可以極大地緩解個體女性所面臨的社會與家庭壓力。這種觀察在后來一些非洲本土的女性主義者的研究論述中也得到了印證。由此可見，在許多層面，瑪麗·金斯利都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先驅者。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旅行書寫、女性作家或者 19 世紀西非歷史和自然風貌感興趣的讀者，必將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她為我們保留下來的那些豐富、駁雜甚至矛盾的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