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成先生是太平天國史研究領(lǐng)域的專家，本文可看作是他的學術(shù)自傳，文章簡要介紹了他的工作經(jīng)歷、學術(shù)背景，以及在太平天國史領(lǐng)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了解王慶成先生的一手資料。
——編者按
我和太平天國研究
我1928年出生,1947年入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學習,1951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以后在北京的理論宣傳崗位和人文社科單位工作;1977年到“學部”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曾任所長;1993—2002年兩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至2003年退休。
我對太平天國發(fā)生興趣,始于1951年從南京大學畢業(yè)前夕在校旁一書攤上獲見羅爾綱先生所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記得是開明書店出版。我自己稍有一些認真的研究,則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是1951我大學畢業(yè)以前由群眾書店出版的《蘇聯(lián)的婦女和家庭》,是一本只幾萬字的小冊子。50年代初我還譯了一本英文書——《英雄的列寧格勒》,是記述蘇德戰(zhàn)爭時德國圍困和蘇聯(lián)固守列寧格勒的史實,約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我寫的關(guān)于太平天國的第一本書是《石達開》,約八九萬字。這本小書寫于1963年,因受當時批判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影響,遲至1978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
我寫的關(guān)于太平天國的文章,大部分發(fā)表于《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從1977年第6期起,至2007年第2期,我在《歷史研究》共發(fā)表16篇文章,其中有關(guān)太平天國的13篇。在《近代史研究》發(fā)表19篇,除紀念性文章外,學術(shù)文章13篇,有關(guān)太平天國的8篇。這些文章中,較早在《歷史研究》發(fā)表的《論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發(fā)展》(上、下),對于認識洪秀全,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當時在國內(nèi)外均有影響,有英、美學者或在?？凶髁私榻B,或譯為英文在Randitions發(fā)表。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我的《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一書,羅爾綱先生為該書寫了序,稱我以業(yè)余研究而取得較好成就,特別提到說：“本書《圣神風、圣神電的歷史和意義》一篇,他抓著了‘圣神風’‘圣神電’這些別人忽視的微細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國歷史事實的重大地方,進行分析,進行有關(guān)的聯(lián)系,絲絲入扣地道出太平天國的重大歷史,特別是后期歷史,這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羅先生所稱贊的該文,未在刊物發(fā)表過,故他的評說是在通讀該書書稿后的見解,老輩人的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使我感動,值得后輩學習。我在《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一書中的文章,大都是既發(fā)掘史事,又注意詮釋。《太平天國“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一文,分析洪秀全以上帝為天地人萬物的創(chuàng)造者,由此引申出人人是上帝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理論。同時,太平天國又以洪秀全為上帝的兒子,洪之兒子洪天貴福為上帝的孫子,由此又有以他們父子公孫為主的小家庭。大小家庭互相交織和矛盾,包含著洪秀全思想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關(guān)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一篇,著重考證后期“太平天國”之名稱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的具體時間以及原因、意義。太平天國自楊、韋、石內(nèi)部矛盾事件后,政治和宗教信仰受到嚴重傷害,迫切需要更張,而洪秀全以“改號”作為“改政”,意欲加強自己的權(quán)威?！短教靽芯康臍v史和方法》一文回顧了30年來太平天國研究的歷史,認為正確地處理科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對太平天國研究中的成績和失誤都十分重要;主要的問題在于對于歷史研究如何為政治服務有錯誤的理解,而不重視歷史研究應有自己獨立的對象、任務和要求;指出,對階級立場、觀點的簡單化,對歌頌、暴露公式的錯誤搬用,都是太平天國研究發(fā)生錯誤的根源。
1983年我作為Luce基金訪問學者在美國一年,其后直接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8周。這期間,我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發(fā)現(xiàn)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兩種前所未知未見的書,還有“天王御照”等珍貴文獻。發(fā)現(xiàn)《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對太平天國研究有較重要的意義。我在1984年4月5日的日記上有這樣的記錄：
今日在(英國)圖書館得一重要發(fā)現(xiàn),找到了《天兄圣旨》一函三冊,披覽之下,竟是蕭朝貴假天兄名義所降“圣旨”卷一卷二兩冊,楊秀清假天父名義所降“圣旨”卷三一冊,驚喜萬分。此兩書出版已百余年,在英國塵埋恐亦百余年,為前此治太平史者所未知未聞,今日所見殆海內(nèi)外僅有之孤本。蕭(一山)、向(達)等前輩半世紀前在英國搜訪史料,貢獻極大,仍遺此巨珠,今假手于余得以公諸于世,實為大幸。
這兩種重要文獻,我加以編注后于1986年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天父天兄圣旨》一書,附有我所寫長文《〈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國歷史》,該文曾先在《近代史研究》發(fā)表。
在《天父天兄圣旨》一書出版以后,1993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關(guān)于太平天國的又一本書《太平天國的文獻和史事》,胡繩同志題寫書名。本書按專書的形式分為七章。緒論分太平天國文獻的形成和湮沒、太平天國文獻的早期搜輯和發(fā)現(xiàn)、太平天國文獻的匯編出版和新發(fā)現(xiàn)三節(jié),對太平天國文獻作了總論。其后就印書(即太平天國刊印的書籍)和文書,分別作介紹、校讀、史事考釋等,該部分除刊布了新發(fā)現(xiàn)的太平天國文獻外,還把文獻和史事結(jié)合研究,闡釋文獻所包含的歷史內(nèi)容。本書的《前言》中說：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我目驗了太平天國眾多的印書、文書原件,多種刊刻于不同年份的同一書籍,每在細微處隱藏著重要的修改。如《太平軍目》一書,原是千篇一律的,而在劍橋大學圖書館一冊有“戊午遵改”朱戳的書中,對石達開的職銜作了修改;還有一些書如《三字經(jīng)》《太平天日》等的劍橋藏本,有貼紙修改、挖補修改等意想不到的修改,這些都與太平天國的史事有關(guān)。還介紹了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有太平天國印書達15種55冊之多,其中1853年春即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之始所印《舊遺詔圣書》即《舊約》卷一《創(chuàng)世傳》半卷本一冊,這是太平天國送給英國公使的那種較精美的版本,在世的可能僅此一冊)。牛津收藏15種中的13種,每種都有多冊,形制各異,啟發(fā)我思考太平天國印書制度的演變問題。這些,在本書中都有所論述。這是本書內(nèi)容較重要的方面。本書共附有文獻的圖片108頁,其中彩色圖片8頁。
此后,我的《稀見清世史料并考釋》一書于1998年由武漢出版社出版。本書是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英、美、俄、日及中國臺灣搜訪所得的有關(guān)清代中國的稀見史料,并對它們進行整理、分類,分篇或分題進行考釋、研究。全書將我所見的50冊(件)稀見文獻史料,分為經(jīng)濟、宗教、行政、中外關(guān)系、軍事、造反者文書、社會七類進行介紹、研究。這些文件是我于80年代在境外搜訪太平天國文獻時同時發(fā)現(xiàn)的,它們在國外多未被認真保管,被我發(fā)現(xiàn)很有偶然性。如經(jīng)濟類的《康熙朝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英招徠外商令牌》,是清前期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罕見文獻,原藏劍橋大學圖書館,被我在該館的未編號箱中發(fā)現(xiàn)。耆英等關(guān)于善待教徒的3份文書,亦藏于同館而未編號。梁發(fā)等自述在華傳教文書等6份,藏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在編號OR12593的“文件和通訊”冊內(nèi)。這些情況,說明發(fā)現(xiàn)這些文獻的偶然性和所需要的經(jīng)驗。
1999年1月,我應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在臺訪問研究一月。前后兩位所長張玉法、陳三井給予了諸多便利,使我在太平天國研究上獲得了意料之外的收獲：從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部收藏的沈葆楨奏章中,獲見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等的文獻資料多份。其中，洪仁玕親筆書寫的絕命詩,共六行二十四句,有很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而洪的這些詩句此前僅有英譯文存世。洪仁玕被俘后的供詞達七份,其中除在清軍軍營的“錄供”外,有一份題簽為《抄呈偽干王洪仁玕親書供詞》,原應是洪仁玕親筆書寫;又一親書文件是常見的《太平天國》八冊中所載《洪仁玕自述》的原本。還有洪仁玕簽駁《李秀成供詞》的文書,其中說李秀成“于得勝時細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敗績時即諉咎于天王、幼西王”等,極富研究價值。這些文書,我均已刊布,以供共同利用。
除以上所著述,我還編了幾種書。其中之一是《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未署名,但寫了序。書的內(nèi)容有英國柯文南提供的“英國發(fā)現(xiàn)的太平天國新史料”26份;日本小島晉治提供的2份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的金田起義前后的清方史料等。從1983年起,我主編《太平天國學刊》共5輯,第一輯出版于1983年,第五輯出版于1987年,基本上每年一輯,每輯40萬字左右,均由中華書局出版。該刊有編委會7人,但工作基本上以我為主。又編《太平天國史譯叢》共3輯,亦由中華書局出版。第一輯出版于1981年,第三輯出版于1985年,各輯編后記均由我署名撰寫。
《太平天國學刊》第一輯首篇是胡繩《關(guān)于如何進行太平天國歷史研究的一些想法——致友人書》,是對我去信的回信。胡繩在信中提出,除寫出比較系統(tǒng)的著作外,他更重視太平天國研究者提高理論思維能力,在立足于豐富資料的基礎(chǔ)上,寫出有思想性、有創(chuàng)見的并有自己寫作風格的著作。我十分贊成他的見解。我在《太平天國學刊》第一輯發(fā)表《金田起義的準備、事實和日期諸問題試說》,對金田起義日期和事實作了分析研究。本文提出,馮云山被捕事件后,拜上帝會的危機主要來自內(nèi)部一些人各搞神靈附體傳言而引起的矛盾,楊秀清在這一斗爭中獲勝,是拜上帝會內(nèi)部各種力量消長的轉(zhuǎn)折;又認為金田起義包括了洪秀全通知各地會眾會集金田以后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和斗爭,是指發(fā)生于一段時期內(nèi)的事,而不是指發(fā)生于某一天的事,因而不可能確定某一天是金田起義日。但這與洪秀全等確定某一天為起義的紀念日或勝利日是不同的問題。
在《太平天國學刊》第四輯(1987)我發(fā)表了《太平天國文書校讀——海外太平天國史料筆記之一》一文。該文對蕭一山先生等在20世紀30年代自英國傳回的許多重要文獻作出一些重要的訂正。主要是關(guān)于《天王手批艾約瑟上帝有形為喻無形乃實論》這一份有關(guān)太平天國和西方傳教士之間宗教分歧的重要史料,也是少有的洪秀全存世文件之一。此件早年經(jīng)蕭一山發(fā)表于其所編的《太平天國詔諭》(1935)中,其“考釋”云：“原件共兩葉：橫長十六吋又四分之一,縱長十二吋又四分之三;橫長十四吋,縱長二十二吋,因后葉蓋有天王玉璽,故篇幅較大也?！钡宜娫s與蕭說大不同。原件共兩葉,均淺藍色洋紙,每葉自左至右十六又四分之一英寸,自上至下十二又八分之七英寸,兩葉大小完全相同。我在此文說,這使我在看到原件的形制后,十分驚異,不了解蕭一山何以作這樣不符合實際狀況的描述。原來洪秀全的御璽是蓋在第二葉的背面的,蕭出版的影印本是把鈐有御璽的背面半葉與真正的第二葉相連綴,因而它的影印本看起來就比第一葉長了許多。由此可推定,蕭是根據(jù)第二葉和有御璽的背面連接起來的影印件而不是根據(jù)原件寫“考釋”的。他寫的“考釋”如此違背實際,實使人對他是否看過原件發(fā)生疑問(如看過原件,必對御璽鈐于背面有深刻印象)。
《太平天國學刊》第五輯(1987)為慶祝羅爾綱先生從事學術(shù)活動60周年專輯。我請胡繩、劉大年、黎澍三位大家寫了祝賀文章。胡繩對羅先生長期實實在在在下功夫做研究表示欽佩,稱贊他為后來學者的研究作出了極其有益的貢獻。劉大年稱贊羅一生保持書生、學者本色。黎澍祝賀羅最近完成百余萬言的《太平天國史》巨著,把太平天國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我還請美國鄧嗣禹先生寫了《太平天國研究之過去、現(xiàn)在與前瞻》,英國柯文南寫了《關(guān)于太平天國的西文資料》,日本小島晉治寫了《太平天國對外觀念的演變》,德國施泰格寫了《民族主義者對太平天國的看法》,都在祝賀羅先生的名義下刊出。我本人在本輯發(fā)表了《關(guān)于“旨準頒行詔書總目”和太平天國印書諸問題》一文。本文的“前記”寫了我知道、認識羅先生的過程和他對我的幫助、指教。其中有一段小故事值得回憶。1964年,我寫了一篇討論太平軍起義后內(nèi)部對進軍路線有分歧的文章,請他指教,稍后又面談一次。當時懷疑影射之風很盛,對于文中洪楊矛盾的問題是否要寫,我有些擔心,拿不定主意。羅先生稍一思索,給我講了《漢書·儒林傳》中轅固、黃生關(guān)于湯武革命的是非爭執(zhí)和“食肉不食馬肝不為愚”的故事。他的智慧立即幫助我解決了疑難,決定暫不發(fā)表。我所寫的該篇關(guān)于太平天國印書的文章,首先研究太平天國印書中開列“旨準頒行詔書總目”的制度的由來,以及在實行此制度前后對孔孟儒學態(tài)度的差異,考證了從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起洪秀全排斥孔孟,而楊秀清則以天父下凡方式予以反對的事實,同時研究了太平天國前中后期所出版書籍的思想變化。
對我的論文和書籍的學術(shù)評價,自有待同行研判。我自信所堅持的一條是,不炒剩飯,必須是對新的問題的研究。同時也不參加那些“樹在廟前,廟在樹后”式的爭論。我寫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前人未涉及的問題,也有一些是對已提出的問題而自問確有新見解者。
——選自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