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新說（代自序）
何謂“認真”？照著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應(yīng)指認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釋其詞義，則是說做事必須切實、不茍且。
說者易，行者難。此話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證明“知易行難”的合理性。一個“真”字，并非人人認得清楚，若是認得明白，到頭來未必有好果子吃。謂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則名叫《認真》的寓言加以印證。這則寓言收錄在陸灼所著的《艾子后語》中，故事記載：艾子有兩個弟子，一個名通，另一個名執(zhí)。艾子帶著兩人去郊游，口渴想討點酒喝。主人正在讀書，指著“真”字說，認得這個字便給三人酒喝。叫執(zhí)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說是“真”字，結(jié)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個叫通的弟子見勢不妙，靈機一動，就說是“直八”兩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無疑是為了批評當(dāng)時社會盛行一時的弊端風(fēng)氣，認真執(zhí)著不如圓通隨和能撿便宜。社會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惡不辨，自然只有圓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處，而執(zhí)著方正的人反而會吃虧。
“凡事何必認真”。這句民間俗語確乎可說耳熟能詳，人人曉得，其風(fēng)行乃至滲透于人心的程度，實在堪與中國人見面必稱“吃了沒有”相提并論?！胺彩潞伪卣J真”的俗語，可以從元代找到證據(jù)，《元史·王克敬傳》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認真”的記載，大抵可以作為此句民間俗語的出典。到了清代，該語更是演變成“天下事無非是戲”“何必認真”一類的話頭。這是一句鄉(xiāng)言，中間還有一個故事出典。當(dāng)時有一個鄉(xiāng)村在演戲，老學(xué)究前來看戲，見到廟門上有對句云：“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云封?！本蛦柹说溃骸爸皇怯虚T而無山，怎么能稱之為山門？”僧人隨手一指戲臺上說：“臺上唱的是《醉打山門》，不但無山，而且無門，他也自管去打?！睂W(xué)究聽后大怒：“你敢以我言為戲？”僧人急忙辯解道：“天下事無非是戲，老施主何必認真。”
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必會吃虧。時日一久，上至官場，下及民間，無不養(yǎng)成了諸多病態(tài)之風(fēng)。細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幾種病狀：
一曰“茍延”之病，說白了就是圖虛名甚或行事茍且之病。說到圖虛名，不由讓人想起一則名為《貓?zhí)枴返脑⒀裕沼趧⒃涞摹顿t奕編》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齊的宦官，家中養(yǎng)有一貓，自以為奇，向眾人宣稱是“虎貓”。其中一位門客道：“虎誠然威猛，不如龍之神靈莫測，請更名為‘龍貓’?！绷硪晃婚T客則說：“龍固然神于虎，龍升天必須憑借浮云，云豈不是比龍更高尚？不如改名為‘云貓’?！庇钟幸晃婚T客說：“云靄蔽天，風(fēng)倏散之，云顯然不如風(fēng)，還是更名‘風(fēng)貓’為好?！庇钟虚T客說：“大風(fēng)飆起之時，唯有土墻作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風(fēng)，不如更名為‘墻貓’?！弊詈笠晃婚T客說：“土墻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墻就會坍圮，還是更名‘鼠貓’最好。”門客幫閑的獻媚、湊趣伎倆，顯然已是極盡能事。其丑態(tài)固可置而不論。說到底，貓的職責(zé)不過是捕鼠而已，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貓。進而言之，貓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無論是取名“虎貓”“龍貓”，還是取名“云貓”“風(fēng)貓”，即使名頭何等響亮，也不過是一個虛名罷了。這則寓言以貓之起名為核心，猶如剝筍，層層向里，又如同邏輯學(xué)中的歸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圖虛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進而告誡人們，要務(wù)求實際，力戒虛名。
至于行事茍且，實則做事缺乏擔(dān)當(dāng)精神。寓言譬喻，最為確當(dāng)，也最能針砭時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罷。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有一篇《任事》，包括兩則故事。第一則故事記一位腳上生瘡的人，他痛不可忍，對家人說：“你替我在墻壁上鑿一個洞?！倍磋彸珊螅蛯⒛_伸到洞中，深入鄰家尺許。家人不解，就問：“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讓它去鄰家痛，再無關(guān)我事?！钡诙t故事記一位醫(yī)生，自稱擅長外科。有位裨將從陣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內(nèi)，就請這位醫(yī)生治療。醫(yī)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責(zé)問：“箭鏃深入膜內(nèi)，必須快治。”醫(yī)生答道：“此內(nèi)科事，不關(guān)我事！”這兩則寓言故事，各有側(cè)重，前者是以鄰為壑，后者是敷衍塞責(zé)。說到底，還是一種不敢任事、不愿擔(dān)當(dāng)?shù)穆?xí)。當(dāng)事官員，見事不可為，一味因循茍安，以遺來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鄰家、推責(zé)于內(nèi)科之舉。
二曰“軟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無欲則剛”之說，實在道出了為人處世的底蘊。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難免變得“軟熟”了。很多官員，為了維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貴，對時政的弊病就不聞不問，表面上是通過謙卑遜順之態(tài)，維持自己的一種“體面”，并借此博取一種好的名聲，實際上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富貴。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他們一官半職的得來實在不易。很多官員，起家并非一帆風(fēng)順，一路讀書過來，過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據(jù)官位。不過，一旦位高權(quán)重，就不再淡薄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利益盈滿的“膻路”，會有無數(shù)好處的誘惑。為了保持這條膻路一路暢通，保證自己安全退休，他們不得不變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諫，甚至面對下屬官員也會裝出一副謙卑遜順之態(tài)。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據(jù)有官位之甘甜，又思獲取官位之苦辛，富貴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閑來翻閱史書，看到宋朝人曾有憤激之言，道：“舉朝皆須眉婦人?！碑?dāng)時并不以此為然，認為不免有些夸大其詞。今日看來，反而有誠哉斯言之嘆。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顧，肆無忌憚，倒還像個男兒身；另一方面，則又委婉聽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更像一個婦人?！兑住吩疲壕右元毩⒉粦?。人能做到獨立，自然不妨與婦人雜居。然世風(fēng)畢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無悶”，借此以示自我獨立。同是病態(tài)，若病在率直粗放、顧無別腸，還是容易醫(yī)治。若是病在細軟謙卑、顧多別腸，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華佗、仲景再生，也很難下一針砭。
三曰“奔競”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語有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之必爭，其來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讓人感到震驚的是，昔之爭名爭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還有些羞恥之心；今之爭名爭利，則多發(fā)生在白晝，毫無避人之想。大文豪蘇東坡在論及宋朝官場時，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即居官者一人，已經(jīng)去職者一人，而伺機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爭名爭利，古今莫不皆然。雖說世上并不缺少恬淡無營的君子，但十人奔競而一人恬退的世況，難免會讓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結(jié)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風(fēng)躁競，難辭其咎。
奔競之風(fēng)演至極致，自然會出現(xiàn)搶官之風(fēng)。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確實曾經(jīng)上演過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師官場就有“講搶嚷”嘲諷之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dāng)時官員流行“講”“搶”“嚷”三部曲：講者，求情之謂。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趨權(quán)勢之門，講論自己按年資或體例應(yīng)得此官之故。搶者，爭奪之謂。先去求情者篤定可補此缺，那么后來者或許不能得到此缺，于是無不爭先趨走，爭奪此缺。嚷者，流言誹謗之謂。一旦講情、爭奪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騰謗，廣布流言，加以誹謗。
如此弊端士風(fēng)，一旦形成，就會通過漸移暗轉(zhuǎn)，慢慢使讀書人的筋骨化為木石而不自覺，如同“中蠱”一般；即使心有所覺，但呼吸之地已為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能出，有若“中魘”一般。兩者相合，終成一個末法世界?？梢?，官場病的病根，終究還是那些官員只是滿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論，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倒是稱得上是治療官場病的一劑良方。
如何認真做事？歷史上同樣不乏認真做事的人，大可成為今人學(xué)習(xí)的榜樣。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確宣稱：臨事不認真，終非盡忠之道。拋開傳統(tǒng)讀書人的忠君意識不言，從這句話還可以讀出另外一層涵義，即臨事不認真，終非盡職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將他的詩集命名為《認真子集》，顯然也是有所意屬，體現(xiàn)了那種為人、為官講究認真的精神。繼朱英之后，呂坤、鹿善繼等人，對認真之說均有別開生面的解讀。
明朝有一位官員，曾經(jīng)批評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認真，否則必敗無疑。這句話至少可以說明，明哲保身的茍延之風(fēng)已經(jīng)彌漫明代整個官場。聞聽此說，呂坤大感驚訝。他認為，天下之事，即使認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來，天下事只要認真去做，還有什么可說？當(dāng)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認真去做。由此看來，天下之事，只怕認不真，這才導(dǎo)致人們依違觀望，看人家的言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業(yè)，又要體恤事前的議論，事成之后，眾人自然噤口。即或萬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當(dāng)下應(yīng)該做的，就不必去計較成敗得失。
做事認真，至鹿善繼而集其大成，這從他將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認真草》可以窺見一二。明末人孫承宗在論定鹿善繼其人時，稱其眾推獨任，眾趨獨辭，惟是一副真肝膽；立身只為“公家”，而不敢有“私”；為國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繼為人處世的真精神，洵為不刊之論。這可以拿鹿善繼自己的說法加以印證。他以“真”“癡”二字當(dāng)作自己做事的標幟：真者，是空而無私；癡者，則是頑而不解私。真是為了與贗有所區(qū)別，而認真者則又有別于贗者之笑真。鹿善繼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就是犯得一分難，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這就是說，為了干事，就必須知難而上；而為了做一個真正的人，甚至寧可放棄官爵。換言之，他做事的原則，就是“置辦”一副真實心腸，先為國家，后為自己。
認真做事之人，自然會被視為愚鈍甚或癡愚之人。自古以來，民間形象地稱巧者為“乖覺”或“乖角”之人?！肮杂X”一詞，按照葉盛在《水東日記》的解釋，就是“警悟有局干”。這或許尚屬中性的說法。不過在后世的傳衍中，所謂“乖”，已經(jīng)相當(dāng)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覺之人，必定與人背離。譬如乖覺之人與人相約一同諫君，劾奸死難，但隨后稍計利害，違背原先的諾言，以茍全自己的性命，反稱諫君者為“癡”。所謂乖覺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覽無余。
隨之而來者，則是有人以愚鈍自居，甚或倡導(dǎo)一種“愚愚”精神。明代名將戚繼光自號“愚愚子”，可謂這方面的典范。這一別號的出典，基于戚繼光將人分為三類：一是所謂“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積金帛，廣殖田宅，貪求功名，保得首領(lǐng)，與時遷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盡心力，整治本職之事，一心盡自己的本分，為國忘家，而將利鈍付之他人，或許因為時運不濟，生前難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廟、武廟；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盡管面對謀不合、道不行的時勢，還是愿意竭盡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應(yīng)盡的職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鉞不懼。言下之意，戚繼光還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淵源，無論是老實做人，還是認真做事，事實上有兩大精神源泉：一是來自《中庸》的“誠”；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獻身精神。當(dāng)然，所謂認真做事，其實就是一種大無畏的擔(dān)當(dāng)精神，也是英雄實心任事的精神。從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脈相承，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勞任怨，何嘗有些小的顧慮，一有顧慮，就任事不成；諸葛亮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奉為自己做事的信條，不去顧及成敗利鈍；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應(yīng)該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則并不取決于自己，無暇考慮；韓琦認為人臣應(yīng)該盡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決不可因事先擔(dān)憂事情不濟，輟而不為；李綱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慮進退之節(jié)，不必計較其中的禍患；戚繼光主張，“鞠躬盡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體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長存；鹿善繼更是別具一副真肝膽，不分炎冷，不計險夷，甚至敢于辭夷就險，把舉世莫勝的重任擔(dān)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種種，都是不顧利害、不計個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學(xué)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幾已淪喪殆盡的當(dāng)代社會，唯有老實做人、認真做事者，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學(xué)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歸。為官如是，治學(xué)何嘗不是如是。
——摘自陳寶良：《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