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愛的前菜
你會聽到中國人這樣說：“我們不重視愛情。”他們的語氣并不是自我貶低，而是實話實說。從某種意義上看的確如此：除了一小部分人，中國人在選擇結(jié)婚對象時，并不認為浪漫愛（romantic love）是最重要的。
雖然這個少數(shù)群體很小，但它仍然比20世紀初的時候大得多，那時所有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沒有人在浪漫愛的基礎(chǔ)上選擇自己的配偶。在知識分子先鋒隊的敦促下，這個千年習俗早在1949年前就開始發(fā)生變化。這一變化正始于本章題詞中所提及的1926年的“戀愛雛形時代”。
當然，不為愛情而結(jié)婚的人并非對愛情一無所求，無愛的已婚中國男人一直在同歌妓和妾室發(fā)展情事，但在知識分子看來，那不是真正的愛情，后者只在行使自由意志和實現(xiàn)男女平等的情況下才存在?！罢鎼邸笔且环N在男女平等的基礎(chǔ)上自由締結(jié)的關(guān)系。在中國，兩性關(guān)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所以中國人“沒有戀愛可言”。有人這樣評價：“中國人也不明瞭戀愛的意義是什么？所以也不能和中國人說戀愛?！币晃辉u論家認為這些話有點夸大其詞：“中國人未始不明瞭戀愛的真意義是什么？”他寫道，“真正的戀愛，我們是得不到的；中國底社會是不許有的……這正是中國人悲慘的境遇?！敝袊鐣辉试S，因為它仍然被古老的儒家禮教束縛，如同深閨的少女，所以愛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我們該如何進步和發(fā)展？他問，隨后自己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們需要一場“戀愛革命”。
這種革命的呼聲很難在一個特別的地方被忽視，那就是上海，中國最西化的城市，英國、美國和法國租界的通商口岸。上海是中國的主要出版中心，所有的書籍、雜志，特別是介紹新式戀愛的外國譯作，都在這里得見天日。這類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大量涌現(xiàn)，那是一個特別專注于愛情的時期，例如《婦女雜志》用整期的篇幅來討論愛情、離婚和擇偶問題，還開設(shè)了專欄，以便讀者就諸如“我之理想的配偶”及“我對男人（或女人）的期望是什么”等問題寫信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中國人對于愛、性與婚姻的看法在此間產(chǎn)生了具有建設(shè)性意義的關(guān)鍵性進展。截然不同的觀念一齊涌現(xiàn)出來，西方思想較之本土觀念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中搶占了上風。上海出生的作家張愛玲（1920—1995）在寫短篇小說《五四遺事》（Stale Mates, 1956）時就意識到，這些西方思想確實移植到了中國，但并非完全移植，也并非所有的都是好的。
張愛玲這篇小說的副標題名為“以愛情來到中國時為背景的短篇小說”（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我的書名“真愛遺事”（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有意識地呼應了這個標題。她的故事發(fā)生在1924年，當時的風尚是稱呼年輕未婚女子為“密斯”（小姐），即使沒有近視，她們也要戴上圓形的黑框眼鏡，把鋼筆夾在衣襟上，閱讀雪萊的作品。在西湖上劃船時，故事的主人公羅先生向20歲的范小姐大聲朗讀英國詩人的作品，范小姐每每感動時就會緊緊握住女伴的手。
他對她很好，她對他也很好?？擅\總是作弄人，他已經(jīng)結(jié)婚了—中國男人在他這個年齡段不可能還是單身。由此，張愛玲稱之為“當時一般男子的通病”，并挖苦地說，“差不多人人都是還沒聽到過‘戀愛’這名詞，早就已經(jīng)結(jié)婚生子”。羅先生和他的男性朋友們已經(jīng)聽說過愛情，這可以從他們興致勃勃地無休止談?wù)撟约旱膼廴?、相互展示女孩的信件并在筆跡中分析女孩的個性推斷出來。你可能會認為這些毫無意義，但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這已經(jīng)足夠讓他們著迷。愛情在中國是一種新的體驗，“就這么一點點，在中國卻要走幾千年”。
羅先生向范小姐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范小姐等他，他打算從目前的婚姻桎梏中解脫出來。羅先生提出要和鄉(xiāng)下的妻子離婚，立刻引起了雙方母親的驚愕和憤怒，中國的婚姻更多的是家庭問題，而非僅限于夫妻本身。唉，達成協(xié)議要花六年時間，這對范小姐來說實在太久了，她26歲了，很快就要變成老處女。如果她不抓緊時間，她甚至連成為所謂“填房”的資格都沒有，填房也就是指嫁給鰥夫。范小姐相親的對象是一個開當鋪的，媒人認為干這行的男性算是頂好的。范小姐收到了他送的大鉆石訂婚戒指，還被帶出去吃了大餐。
已經(jīng)離婚的羅先生一氣之下通過媒人的介紹轉(zhuǎn)向王家，王家長女在例行交換照片和適當調(diào)查后接受了他的求婚。羅先生在三個月內(nèi)就結(jié)婚了，而范小姐的婚事卻告吹了。是因為這個男人比最初想象的要老，還是因為她謊報了年齡？惡意的流言蜚語四起。
羅先生和范小姐的朋友們都希望兩人能夠遇到，如果他們在月下的西湖邊重逢，將是“悲哀而美麗的，因此就是一樁好事”。在皎潔的月光下，羅先生又一次被迷住了。他第二次開始了離婚訴訟，這場斗爭的時間不亞于前一次，或許因為“以前將他當作一個開路先鋒，現(xiàn)在卻成了個玩弄女性的壞蛋”。范小姐和羅先生同甘共苦，對他不是“一味的千依百順”，而是迎合他的心境，閱讀他送來的書，并繼續(xù)對雪萊傾心。
然而，婚后，范小姐就放棄了雪萊而鐘情于打麻將，暴露了羅先生不曾了解的一面。她放任自流，不出去打麻將時就穿著沒洗過的舊長衫在家里閑逛，在床上嗑瓜子，把瓜子殼吐到床單和地板上。
他們爭吵的消息很快傳到了親戚那兒，親戚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為什么不把前妻王小姐找回來？羅先生猶豫了，最終被說服了。不出所料，現(xiàn)任妻子范小姐大發(fā)脾氣，卻在王小姐被帶回家時表現(xiàn)出寬宏大量的姿態(tài)—在王小姐家人看來，王小姐和范小姐平起平坐，既不是小妾，也不是情婦。
如果已有兩個妻子了，為什么不能有三個？家族的長輩說，羅先生把第一任妻子接回去才是公平的。羅先生同意了，去鄉(xiāng)下把第一任妻子從娘家接回來。雖然這羨煞旁人，但他并不覺得有福氣。他有這么多妻子沒什么值得慶賀的，因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1936年了，“至少在名義上是個一夫一妻的社會”。而當他坦言自己的不幸時，沒有一個朋友把這當回事兒。其中一個取笑道：“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關(guān)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p/>
對羅先生來說，逆天而行的思想落到了實處。然而從某種程度上說，以一夫多妻告終并非逆天而行—張愛玲嘲笑他不可避免地回歸到了祖先那套傳統(tǒng)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回歸似乎意味著更多的責任而不是享樂，他做了家族長輩或古老的中國傳統(tǒng)期望他做的事情。誠然，他是一個開拓者，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為愛情而結(jié)婚—這在中國是一件新鮮事；隨之又義無反顧地離婚。但這就是他的新自我，相當一部分是由雪萊和進步的新旗幟所激發(fā)的自我。他的舊我是另一回事。沒有根除自我的辦法，它遲早會爆發(fā)。畢竟，自我不是在一天之內(nèi)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種自我，在中國有著千年的根基，要拔除談何容易。
然而，愛情革命的斗士們敦促說，人們應該振作起來，舊觀念應當被連根拔除。必須重塑自我，任何文化構(gòu)成和性格上的不足都必須通過借鑒外國來彌補。令人沮喪的是，這種不足是普遍的，愛情只是中國人生活的諸多領(lǐng)域之一，從科學到藝術(shù)和哲學，都需要西方的參與。許多人認為全盤西化是前進的方向。
張愛玲的《五四遺事》有兩個版本，先有英文版，后有中文版，她通過在中文標題中加入“五四”這個日期來告訴我們中國人是從何時開始如此熱情地看待西方的。這是一個在中國革命記憶中引發(fā)共振的日期，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簡稱。五四運動是一場全面的文學和思想革新，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北京天安門前舉行的愛國學生示威，以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quán)益移交給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的屈辱決議。數(shù)以千計的民眾走上街頭，聲討這是盟國對中國的一次赤裸裸的背叛。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是如此無足輕重，這著實讓人惱火。落后使中國變得軟弱，而軟弱又招致了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抗議者問道，我們這個國家如何在20世紀生存下去？
校園集會、街頭游行、慷慨激昂的演講、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高漲構(gòu)成了嚴格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它與之前的兩項全面的社會變革不無關(guān)聯(lián)。一次是1911年爆發(fā)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為中華民國的建立鋪平了道路。第二次是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正如其名稱所示，這是一場革新中國文化的運動。古老的思維方式、說話方式、個人關(guān)系的處理，所有這些都必須被清除。因此，受文言文束縛和約定俗成的理念將被現(xiàn)代白話文解放出來，成為新的思想。自上而下的父子關(guān)系、夫妻關(guān)系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及其他新觀念。
中國文化的復興意味著以一種宣泄的方式驅(qū)魔，而孔子是這場運動中最合適不過的驅(qū)魔對象，這是為了拯救中國。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能從政治、道德和知識的黑暗中走出來，步入“科學”和“民主”的坦途。一旦儒家思想被摒棄，與之相關(guān)的思想網(wǎng)絡(luò)—道德、家庭理念，當然還有與女性相關(guān)的理念，也隨之被廢除。
隨著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思想的力量也在一系列新期刊上噴涌而出，這些期刊包括《新青年》《新潮》《新女性》，它們不約而同地呼吁翻開思想的新篇章。為這些期刊投稿或閱讀這些期刊的作家、知識分子和進步分子共同組成了“五四一代”。
1919年5月4日是新舊交替的里程碑，這標志著從舊式愛情到新式愛情的轉(zhuǎn)變，誠如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言，“1910年12月前后，人性發(fā)生了變化”。當然，這種變化并非像“一個人走出去，看到一朵玫瑰花開了，或者一只母雞下了一個蛋那般的驟然而明朗。但無論如何，情況還是發(fā)生了變化，既然要對此劃定出一個界限，我們就把時間定在1910年左右”
除了認為浪漫愛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領(lǐng)域，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思考愛情的時候又在想什么呢？在談?wù)搻矍榈臅r候又會說什么呢？他們思考著，談?wù)撝獜摹胺饨ā泵藉缘幕橐龊诎当┱薪夥懦鰜?，談?wù)撝杂梢庵尽€人主義和自主能力。他們譴責不平等和性別雙重標準，指出要求女性保持貞潔和忠誠，卻容忍男性玩弄女性和一夫多妻是多么的不公平。他們談?wù)撔屡?，呼吁她們從儒家的審慎中解放出來。他們拒絕圣潔和偽善，呼喚建立一種基于愛情的、新的、更高的婚姻道德。
人們對“愛”的理解模糊不清。有人認為“愛”是一種委婉的說法，是動物欲望的化身，有人認為它是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僅僅是一個時髦的詞，背后沒有任何實質(zhì)內(nèi)容。大家一致認為，在中國文化譜系中找不到這個詞的含義，因為在古老的中國成語中，情愛關(guān)系總是帶有不嚴肅的色彩，甚至曖昧的意味；這種關(guān)系要么被感官化或感傷性地視為“風花雪月”，要么被認為是在鬧著玩。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對待愛情的陳詞濫調(diào)：一是視其為不道德的東西而唾棄；二是將其看作一場高雅情趣的游戲。高雅情趣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在精英文人長期創(chuàng)造和塑造的鑒賞傳統(tǒng)中，女性是情色欣賞的對象，就像收藏的藝術(shù)品一樣；女性的美是供有品位的人士欣賞的，對他們來說，能從女性的美中獲得樂趣就是優(yōu)雅的標志。
至于那些男性寫出的小說，并不比他們現(xiàn)實中的做法更好。舊時的愛情故事被進步的五四批評家們抨擊為色情或公式化。第一種是讓戀人們上頭的激情和秘密的性行為；第二種即所謂“才子佳人”式的戀情，將一位有才華的秀才與一位純潔聰穎的少女配對，最后以美滿的婚姻告終。愛情往往是一見鐘情，未婚的戀人經(jīng)常因為未得到滿足的欲望而病倒。事實上，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都是愛情，但進步評論家的觀點是不帶感情的，他們認為愛情在中國小說中的不足，不僅因為它不自由，還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比性少了感性。是時候拋棄那種愛了。1926年，一位評論家在考察這一場景時評論道：“平心論之，西方作者于個性觀察甚詳，故刻畫入情理；且西方愛情神圣，戀愛自由，其男女間交際方式至多，非若我國之千篇一律。也因此我國之工言情者，前者以詞采為工，近則以悲苦相尚，欲高尚純潔之作，須于譯本中求之矣；彼于情之一字，細針密縷用十二分心思筆力者也?！?p/>
在中國，愛情既不“神圣”，也不“自由”。本書的宗旨正是要追溯中國的愛情是如何在西方的影響下變成現(xiàn)在這樣的。這種影響來自西方的文學、社會理論和心理學作品。由此，國外關(guān)于愛的本質(zhì)的新思想進入了中國人的觀念并生根發(fā)芽。愛的本質(zhì)的思想是什么？它們與本土的思想有什么不同？這也是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不同的是，本土思想常常被認為是有缺陷的，由此出現(xiàn)一個簡短的結(jié)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不善于愛的民族。
這個結(jié)論顯然是無稽之談，因為不提高愛的地位或不優(yōu)待愛情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個民族缺乏自然的情感。這可能意味著這種情感只是被否認或蔑視了，或者認為其他事情更重要，或者情感就在那兒，只是羞于表達。然而，中國和西方的評論家都有一種明顯的傾向，認為中國人不像歐洲人那樣熱衷于愛情（見第3章）。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確實不太擅長對愛情進行一般性的理論研究。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張愛玲在1969年6月16日致密友信中的驚人之語—“我們中國人至今不大戀愛，連愛情小說也往往不是講談戀愛”？
事實并非如此，想想看，除非她對愛的理解與一般中國人的理解不同。她所說的“愛”是否比中國愛情故事中的人物表達的更多呢？如果是這樣，多出來的是什么？中國人想到愛的時候只想到情欲，“更多的東西”只能是非情欲的。但“非情欲”并不是對愛的一個很好的界定。中國人之前沒有嘗試過對愛下定義，只好從西方作品中尋求指導。
最接近中國愛情分類的是17世紀明末文人馮夢龍編撰的故事、傳說和歷史軼事選集。由于這些故事歸于不同的主題，西方學者將其命名為“愛的解剖”（An Anatomy of Love），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愛不會像人一樣被劃分出那么多種類來—比如說“同性戀”和“游俠”（更多內(nèi)容見第4章）。
20世紀早期，“鴛鴦蝴蝶派”（鴛鴦與蝴蝶在中國傳統(tǒng)中是戀人的意象）通俗小說出版商以“悲戀”“苦戀”“奇戀”“艷戀”等子類標簽推出小說，這更不是對愛情的界定。這些標簽賦予購書者一些期待，但它們很難描繪出愛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
相比之下，西方人很容易說出什么是愛，什么不是愛，什么時候是真愛，什么時候不是。他們很快就會把它定義為X而不是Y，愛的關(guān)鍵是什么，愛的證據(jù)是什么，并且快速地進行分析。在這一主題上，幾乎沒有一本書不談到愛的種類。中國人對于這些方面的關(guān)注構(gòu)成了他們表達情感的新框架。如今，試圖通過愛來理解自己感受的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文化建構(gòu)而非客觀現(xiàn)實，它只是一種方式而已，這也許是西方獨有的方式，來分割“愛”的語義域。
在為這本書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如果這項研究能夠關(guān)注愛情語義域的刻畫，特別是把中國故事與西方故事放在一起講述，那就更好了。在對“愛”的語義的不同切分中，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是將“墜入（愛河）”或“戀愛”的狀態(tài)與“愛”區(qū)分開來。前者是一種可明確定義的情感狀態(tài)，是“愛”這個詞中唯一可定義的情感狀態(tài)，它的發(fā)生就仿佛被丘比特之箭射中或被雷電擊中。法國作家司湯達在他的《愛情論》（De l’Amour）一書中描述了這一時刻：“關(guān)于愛，最出人意料的是第一步，是一個人頭腦中發(fā)生的劇烈變化?！弊罱?，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在《愛的22種底色》（Conditions of Love）一書中把愛描述為“一種驚人的情感爆發(fā)”：“我們所有的欲望都集中在那個人身上，注視著那雙心愛的眼睛，有點目眩，并看到了—即使只是短暫的一段時間—我們自身的存在和一個幸福的新世界?！?
勇敢的美國心理學家多蘿西?坦諾夫（Dorothy Tennov）為這一狀態(tài)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詞：“深戀”（limerence）。她借助訪談和問卷調(diào)查在1979年發(fā)表了整個研究，并將那本書獻給司湯達—她從后者那里引用了“侵入式思維”的描述，這是典型的深戀體驗：“一個墜入愛河的人持續(xù)地、不間斷地為愛人的形象所占據(jù)?！?p/>
坦諾夫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狀態(tài)，“有些人大部分時間處于這種狀態(tài)，有些人部分時間處于這種狀態(tài)，還有一些人從未處于這種狀態(tài)……”最后這一點讓她感到驚訝，但她趕緊向那些從未墜入愛河的人保證，如果把愛定義為關(guān)心的話，他們并不是沒有愛。你可以表現(xiàn)得體貼，深情，甚至是溫柔，在深戀之外。
在深戀至深的時候，其他的情感都被排除在外，其他的人際關(guān)系也黯然失色。它不僅僅是性的吸引，但如果沒有在身體上完美結(jié)合的潛在可能性，也不會有深戀。有回報的感覺可能是深戀者最渴望的，但沒有一種狂喜能抵得上在性結(jié)合中表達這些。
深戀的綻放和消逝，就其本質(zhì)而言是短暫的。從持續(xù)時間上看，它可能短至幾周，長至數(shù)年。由深戀引發(fā)的親密關(guān)系可能會比它更持久，持續(xù)數(shù)年甚至一生，但之后維持這些關(guān)系的不再是深戀，而是其他類型的依戀。
深戀是非自愿的，不受理性或意志的支配，這也是它被貶低的原因之一。深戀被人們貼上“迷戀”“早戀”“癡迷”“上癮”“破壞性激情”“自私的愛”，甚至“偽愛”等貶義標簽，以致有人猜測（也如多蘿西?坦諾夫所猜測的那樣），他們自己從未愛過。坦諾夫的書一經(jīng)出版就受到了學術(shù)界的冷遇，直到今天，對她理論的抵制依然存在，心理學家和其他專家等著看深戀在臨床上是否會被歸為強迫癥，還有人想知道如何將深戀與真愛區(qū)分開來！
然而，有必要為它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術(shù)語嗎？“不必，”生物人類學家海倫?費舍爾（Helen Fisher）說，“這是經(jīng)典的、標準的浪漫愛?！辟M舍爾是研究愛情生物學的世界頂級專家，她將愛情稱為迷戀、癡迷的愛、熱烈的愛和浪漫吸引。費舍爾認為，隨你怎么稱呼，它就是大腦中涉及交配、生殖和養(yǎng)育后代的三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但又截然不同的情感系統(tǒng)之一，另外兩個是性欲（或情欲）和依戀（或伴侶之愛）。她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進行的神經(jīng)科學研究得出這樣的理論：三種情感系統(tǒng)中的每一種都與大腦中特定的神經(jīng)生物學有關(guān)，即浪漫吸引既與高水平的神經(jīng)遞質(zhì)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有關(guān)，也與低水平的血清素有關(guān)；欲望與睪酮有關(guān)；依戀與催產(chǎn)素和血管加壓素有關(guān)。這三個系統(tǒng)既緊密相連，也獨立運作，所以情欲和依戀不需要同時存在，對長期伴侶的深度依戀不會阻止一個人愛上另一個人，也不會阻止一個人受到第三個人的性刺激。你可以同時“愛”上不止一個人，換句話說，對一個人感到伴侶之愛，而對另一個人產(chǎn)生浪漫愛。
用“浪漫愛”這個詞來形容深戀的問題在于，并不是每個人的理解都是一樣的。此外，雖然深戀指的是一種獨特的狀態(tài)或生活經(jīng)驗，但浪漫愛不僅被理解為經(jīng)驗意義上的，而且是具有歷史積淀的一連串觀點。我剛開始閱讀這一主題時，就遇到了文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間的一場激烈又懸而未決的辯論：浪漫愛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否遠非基本的人性，而是西方特有的一種文化建構(gòu)？的確，文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浪漫愛是西方發(fā)明的，正如中世紀的典雅之愛（fin’amors）所描述的那樣（見第3章）；詩人和小說家創(chuàng)造了這種愛情，并把浪漫愛作為西方個人生活的中心?！皦嬋肭榫W(wǎng)意味著什么？”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會有不一樣的答案。相比之下，如果問題是“戀愛（或深戀）的感覺如何”，答案將頗為相似。
盡管坦諾夫?qū)ⅰ皯賽邸焙汀皭矍椤眳^(qū)分開來，但“浪漫愛”并沒有被孤立。我之前引用了約翰?阿姆斯特朗對墜入愛河的描述，他把這稱為“愛的萌芽階段”，這意味著愛情還在繼續(xù)。另一方面，坦諾夫會說阿姆斯特朗的“情感爆發(fā)”遲早會結(jié)束。人們稱其為愛，但也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從本質(zhì)上說，愛注定不會持久。然而，“愛情是短暫的”這一想法遭到了廣泛的抵制。阿姆斯特朗寫道，真愛是“一種持久的愛”。
坦諾夫的著述受到冷遇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它也與西方古老的愛情觀念以及思想家和作家給予的愛情定義背道而馳。西方傳統(tǒng)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把愛情分割成愛和情欲（或者說，神圣的和世俗的愛，精神與肉體的對抗）。但在這里，她明確了這種獨特的情感狀態(tài)不單純是一種性吸引，然而盡管如此，性作為如此強烈的、壓倒性的感覺和情感，對體驗者來說，它不可能不真實。
對于中國人來說，愛情和情欲之間的區(qū)別并不如西方人所認為的那樣重要，直到他們以西方的愛情為榜樣，才開始分享西方思維中特有的“肉體”和“靈魂”的形而上學二元論。本書所講述的故事隨著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廣大民眾的話）逐漸接受西方“靈肉一致”的真愛概念，達到了高潮（見第11章）。
我講述的主要是20世紀早期的故事，當然也不乏溯本求源的探討。既有愛情故事，也有“愛”的體驗。前者是人們實際經(jīng)歷的而且他人無從知曉的事情，后者是人們講述自己的體驗，講得最好、最詳盡的要數(shù)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要獲取愛之體驗的歷史性描述，唯一的途徑就是研究這些作者留下的日記、信件、自傳、故事、文章、小冊子、譯作等，這些都是故事的主要來源。雖然本書關(guān)注的是中國的情形，但愛屬于全人類，我希望通過洞察愛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和意義，讓來自異文化的人士也有所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