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金程宇 劉慧婷
所謂“漢文學”，一般用于指稱漢文化圈諸國用漢字書寫的文學作品，也可泛稱一些用漢字書寫的具有一定文學性的著作（如傳記、論辯、輯錄等）。其中不僅包括中國的漢文寫作，還包括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漢文寫作，比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以漢字作為官方書寫文字，相應(yīng)地，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屬于本文所說的“漢文學”。
中國古代的海陸絲綢之路溝通了東西方，使中華文化在東亞地區(qū)形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至今，東亞各國家、民族之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著相近的漢文化認同感。空海是日本平安時期思想文化引領(lǐng)之翹楚，其入唐之行一方面源自日本自奈良時代對唐文化的仰慕和崇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世代先民對絲路孜孜不倦的開拓和探尋。以空海入唐為代表的中日間的人員往來正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社會與其他國家、地區(qū)間的友好交流與互動，是珍貴的歷史文化記憶藍本。
空海（七七四—八三五），日本平安初期高僧，幼名真魚，俗姓佐伯，贊岐國多度郡（今香川縣）人，灌頂名號遍照金剛，謚號弘法大師?？蘸Ｓ谌毡净肝涮旎恃託v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歸國。唐代的開放與包容在文學、宗教、書法、教育等方面為空海人文素養(yǎng)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進而助益其歸國后創(chuàng)立日本真言宗，建寺高野山，興辦綜藝種智院，成為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師?？蘸５臐h文學著作主要有《遍照發(fā)揮性靈集》《聾瞽指歸》《三教指歸》《高野雜筆集》《發(fā)揮拾遺編》《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等。
《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以下簡稱《性靈集》）是空海的個人詩文集，也是日本存世最早的漢詩文別集。初由空海弟子真濟于承和二年（八三五）編成十卷，惜后三卷在流傳中散佚；日僧濟暹于承歷三年（一〇七九）補編《續(xù)遍照發(fā)揮性靈集補闕鈔》三卷，與傳存的前七卷合而為一，成為后世閱讀的通行本。《三教指歸》是空海早年所撰比量儒、道、佛三教優(yōu)劣的日本漢文學著作，初成時題名《聾瞽指歸》，后經(jīng)空海改訂序文及卷末十韻詩題作《三教指歸》?！陡咭半s筆集》是日本后世所編空海與官吏、友朋和弟子等往來書信的結(jié)集，本叢刊收錄的《發(fā)揮拾遺編》是江戶時期學僧尊賢據(jù)日本石山寺書府所藏淳祐親筆抄本整理刊行的書信集別本，其間亦附入尊賢本人的注釋和見解?！段溺R秘府論》是空海利用入唐所閱詩格類著作編纂的一部漢詩文創(chuàng)作技法指南，汲取了唐及先唐詩文理論的精華，保存了中土散佚的諸多作品，今亦有簡本《文筆眼心抄》傳世?！睹孛苈绷_教付法傳》是空海記錄日本平安初期密教祖師付法相承的佛教文獻，空海通過構(gòu)造日本真言密教一脈的傳承譜系，為確立自身弘法的正宗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憑。
空海輝煌的文學成就、深邃的佛教思想以及高尚的人格情操莫不感染激勵著后世日本學子對中華文化的向往、對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追求。弘法大師的成就源自中國文化的滋養(yǎng)和浸潤，正是一千二百余年前的入唐求法之旅，使空海結(jié)下了豐碩的漢文學果實，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本叢刊所收“空海漢文學著作注本”即是古代日本學人基于空海詩文集《遍照發(fā)揮性靈集》、設(shè)論體名作《三教指歸》、書信集《發(fā)揮拾遺編》、中國詩文理論匯編《文鏡秘府論》以及傳記體經(jīng)典《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編撰的注釋書。
一、空海入唐攜歸文物及其意義
空海自幼熟讀《周易》《尚書》《詩經(jīng)》《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左傳》《文選》等中國文化經(jīng)典，在入唐前已有相當豐厚的漢文化儲備，這為他入唐期間寫作《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與福州觀察使入京啟》《與越州節(jié)度使求內(nèi)外經(jīng)書啟》《與本國使請共歸啟》《青龍和尚獻衲袈裟狀》《為橘學生與本國使啟》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入唐求法的旅程中，空海與唐土的僧侶文士有著密切的交流，并請回大量的佛教經(jīng)律章疏等內(nèi)典文獻、法器道具及外典若干，這些文獻大多著錄在其回國進呈天皇的《御請劉希夷來目錄》和進表文中。作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空海的求法目錄反映了中古時期文獻的諸種形態(tài)，展現(xiàn)了佛教東傳與繁榮發(fā)展的盛況，實為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其《獻梵字并雜文表》《書集獻納表》《書〈劉庭芝集〉奉獻表》《奉獻雜書跡狀》《獻雜文表》《進李邕真跡屏風表》等進表文記載了入唐所獲的諸多詩文典籍、法書名品，并兼具文學氣韻和藝術(shù)風尚。
（一）內(nèi)典與圖像法具
就空海攜歸的佛典而言，圓照編《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是其訪求書籍的重要參照，正所謂因目求經(jīng)，不遺余力。同時，空海也注意訪求抄錄當時新出的譯經(jīng)（“新譯經(jīng)”），尤以不空譯本為豐，數(shù)量高達一百一十八部一百五十卷。除了不空譯經(jīng)，《御請來目錄》尚著錄空海攜歸的其他中土僧人新譯經(jīng)九部七十五卷，包括般若三藏所譯四部六十一卷、勿堤犀魚三藏所譯一部一卷、尸羅達摩三藏所譯二部十卷、無能勝三藏所譯二部三卷。至于舊譯經(jīng)，則有善無畏、金剛智、菩提留支、玄奘、阿真儞耶、般若輪、實叉難陀等人所譯諸部，與前述般若三藏等所譯合共二十四部九十七卷，空海記云：“右二十四部九十七卷，或近譯未傳此間，或舊譯名來實闕，古人所未傳略在斯中?！庇纱丝梢姡蘸Ｌ貏e留意收集尚未傳入日本的諸種佛教經(jīng)典和當時的新譯佛典，具有明確的文獻收藏意識。
密宗以持誦真言密咒為日常修行的法門之一，梵字真言則是空海請回的又一類佛典文獻?！队垇砟夸洝分洝拌笞帧鳖惖浼氖克氖木?，其中既有修舉法事時所持儀軌密咒，也有稱嘆佛菩薩金剛諸尊所念偈語贊文。雖然漢文譯典有助于中土僧眾和西行求法日僧理解經(jīng)典大意，但梵文所葆有的原初之味在漢文中是難以復(fù)制的?？蘸Ｒ浴按嬖础倍值莱隽苏埢刂T典的目的，而這些梵字真言在空海寫作的詩文中亦多見指稱和使用。比如《惠果和尚碑》中以“《大佛頂》《大隨求》經(jīng)耳持心，《普賢行》《文殊贊》聞聲止口”二句稱揚其師精誠持誦《梵字大佛頂真言》《梵字大隨求真言》《普賢行愿贊》《文殊贊法身禮》，此四種經(jīng)典皆見于《御請來目錄》著錄，且《普賢行》既有漢文本，又有梵字本，由此可見，空海從惠果處所得密教寫本至為豐富，傳持之誠自不待言。弘仁五年（八一四），空海書《獻梵字并雜文表》附呈“《梵字悉曇字母并釋義》［各］一卷”[?按：表文中云“欣踴繕裝《古今文字贊》《右軍蘭亭碑》及《梵字悉曇》等書，都一十卷”，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卷四注云：“問：此稱十卷，下目錄所載唯有九卷，首尾齟齬，如何？答曰：推《悉曇字母》一卷、《悉曇釋義》一卷，但目錄脫一「各」字矣。”又于“《梵字悉曇字母并釋義》一卷”之下注云：“《請來錄》載《梵字悉曇章》一卷、《悉曇釋》一卷，「一」字上恐脫一「各」字矣?！贝颂帗?jù)補“各”字。]，且云：“況復(fù)悉曇之妙章，梵書之字母。體凝先佛，理含種智；字絡(luò)生終，用斷群迷。所以三世覺滿，尊而為師；十方薩埵，重逾身命。滿界之寶，半偈難報；累劫之障，一念易斷。文字之義用，大哉遠哉！”悉曇，代指一種梵字字母，是記錄梵語所用的書體之一?？蘸Ｖ赋?，悉曇梵字在書體上是佛法要義的縮影，在義理上是諸種智相的統(tǒng)一。就功用而言，“字體常住，無始無終”[?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卷四，《真言宗全書》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書刊行會，一九三六年，第一一六頁。]，“開心明道”[?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卷四，《真言宗全書》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書刊行會，一九三六年，第一一六頁。
]，斷除迷惑。一言之，如能習得和把握悉曇梵字的書寫方式，對于理解和體悟密教要義是頗有助益的。
《御請來目錄》中單獨列有“論疏章等”一類，屬于唐土僧眾撰述之典，合共三十二部一百八十四卷，著者包括澄觀、智顗、湛然、清索、一行、潛真、良賁、法琳、道氤、圓照等人。注疏之中，義疏類有《華嚴經(jīng)疏》《大毗盧遮那經(jīng)疏》《虛空藏經(jīng)疏》《文殊師利經(jīng)疏》《仁王經(jīng)疏》《金剛般若經(jīng)疏》，玄義類有《法華玄義》，文句類有《法華文句疏》，述記類有《法華記》《法華贊》。論著之中，經(jīng)序有《佛頂尊勝陀羅尼傳序》，通論有《四教義》《明四種具足人求善知識法》，專論有《金剛般若道俗記》《無畏三藏禪要》，爭論有《辯正理論》《三教不齊論》，義章有《辯凡圣因果界地章》《金師子章并緣起六相》。此外，《華嚴十會》《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品會名圖》《杜順禪師會諸宗別見頌》《授五戒八戒文》《建立壇法》《金剛頂瑜伽秘密心地法門義訣》六種，或為圖說，或為頌贊，或為軌則，篇幅似較短小，蓋屬佛教儀軌類文本。纂集之中，詩文集有《華嚴會請賢圣文》《大唐大興善寺大辯正大廣智三藏表答碑》，字書則有《悉曇字記》《悉曇釋》。目錄類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貞元新翻《譯經(jīng)圖記》。
《大日經(jīng)疏》《辯正理論》《三教不齊論》《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唐大興善寺大辯正大廣智三藏表答碑》等佛典文獻所涉教義、史事或事典被靈活運用于空海本人的漢文寫作中，此種入唐攜歸典籍為空海的學養(yǎng)塑造和思想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礎(chǔ)。此外，《阿育王傳》《大唐西域記》《玄奘法師行狀》《惠果阿阇梨行狀》以及“大廣福寺南中門西邊和上碑銘”等篇目雖未見《御請來目錄》記載，但空海在《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中確有引用，可見這些隱性文獻也是激發(fā)空海寫作的知識來源。
除了佛典，空海尚于《御請來目錄》中著錄了所請回的各種曼荼羅圖畫和祖師影像細目，并統(tǒng)歸于“佛像等”一類，在目錄中，空海明確闡述了這些曼荼羅、祖師影等圖畫的功用，概言之，圖畫能夠傳達出語言未盡之意，由于密教經(jīng)典玄奧難解，其中要義僅憑經(jīng)文無法傳授和領(lǐng)會，而通過圖像的形式可以直觀展現(xiàn)佛菩薩的威儀和印契，使教中密旨不言自明，于傳法修行助益良多。空海所作愿文常記有齋主通過圖畫、供養(yǎng)兩部曼荼羅的方式為亡故親友追福之舉，比如《為故藤中納言奉造十七尊像愿文》中，空海通過圖繪理趣會十七尊曼荼羅的方式為遣唐大使賀能追福。這種圖畫與供養(yǎng)儀式不僅僅用于超度亡者，也用于修舉法事時報答父母、國王、眾生、三寶四恩，如《奉為四恩造二部大曼荼羅愿文》中，空海即“奉圖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一鋪八幅、金剛界大曼荼羅一鋪九幅”以答四恩。再就祖師像而言，空海攜回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惠果、一行五位祖師圖像既體現(xiàn)了本宗付法的血脈相承，也宣示了自身受法的權(quán)威正統(tǒng)?！斗顬樗亩髟於看舐绷_愿文》記弘仁十二年（八二一）四月至八月，空海奉圖兩部大曼荼羅之外，尚附有“五大虛空藏菩薩、五忿怒尊、金剛薩埵、佛母明王各四幅一丈，十大護天王、蘗嚕拏天像、龍猛菩薩、龍智菩薩真影等，都二十六鋪”。運敞以為，“真影等，推當有金剛智、不空、惠果及余影像，今以‘等’字略之”[?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卷七，《真言宗全書》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書刊行會，一九三六年，第二〇八頁。
]，由此可見，圖畫供養(yǎng)諸菩薩明王及高僧影像，也是一種佛教修行方式。
《御請來目錄》中尚記載了空海攜歸的道具、阿阇梨付囑物等珍貴唐代文物。在密教修法中，莊嚴法具不可或缺。在印度，金剛杵原本作為武器使用，后來被用作密教的法具，成為破除行者煩惱的象征。根據(jù)前端的鉾數(shù)，密教法具有獨鈷杵、三鈷杵、五鈷杵等諸種形制。另外，在五鈷杵和獨鈷杵的一端附有鈴鐺的稱為五鈷鈴、獨鈷鈴?？蘸Ｔ凇稙楣侍僦屑{言奉造十七尊像愿文》中即以“無始無終坐其極，金幢金杵莊其臺”表現(xiàn)齋會上摩羯幢、金剛杵等法具莊嚴之相。
（二）外典與法書名作
空海入唐時所涉獵的中國傳統(tǒng)典籍極為豐富，大致可以分為顯性文獻和隱性文獻兩類。
顯性文獻如《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高野雜筆集》所收篇章中涉及的諸種典籍，其中有的雖今已失傳，但空海當時確曾目見。今附列如下：字書類有南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一卷、《古今文字贊》三卷（二書見《性靈集》卷四《獻梵字并雜文表》）；詩文類有《劉希夷集》四卷（又稱《劉庭芝集》，見《性靈集》卷四《書〈劉希夷集〉獻納表》《書〈劉庭芝集〉奉獻表》）、王昌齡《詩格》一卷（見《性靈集》卷四《書〈劉希夷集〉獻納表》）、《貞元英杰六言詩》三卷（見《性靈集》卷四《書〈劉希夷集〉獻納表》《書〈劉庭芝集〉奉獻表》）、徐侍郎《寶林寺詩》一卷（見《性靈集》卷四《奉獻雜書跡狀》）、《急就章》一卷、《王昌齡集》一卷、《雜詩集》四卷、《朱晝詩》一卷、《朱千乘詩》一卷、《雜文》一卷、《王智章詩》一卷、《贊》一卷、《詔敕》一卷（以上并見《性靈集》卷四《獻雜文表》）。
《古今篆隸文體》和《古今文字贊》是空海攜歸的重要書學文獻，也是迄今仍保存在東瀛的珍貴古逸文獻?？蘸Ｓ谏媳砦闹休d錄二書名目的同時，還在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唐土古今書體的稱贊與推崇。如《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并詩》中云：“是故蒼公風心，擬鳥跡而揮翰；王少意氣，想龍爪而染筆。蛇字起唐綜，蟲書發(fā)秋婦。軒圣云氣之興，務(wù)仙風韭之感。垂露懸針之體，鶴頭偃波之形。騏驎鸞鳳之名，瑞草芝英之相。如是六十余體者，并皆人心感物而作也?！敝T句指出，自蒼頡創(chuàng)造文字時起，鳥書、龍爪書、蛇書、蟲書、云書、倒韭篆、垂露書、懸針書、騏驎書、鸞鳳書、瑞草書、芝英書等六十余種書體皆由人心感知萬物形態(tài)而創(chuàng)制。又如《獻梵字并雜文表》云：“每見蒼史古篆、右軍今隸、務(wù)光韭葉、杜氏草勢，未嘗不野心忘憂，山情含笑”，通過舉列古文篆、隸書、倒韭篆、草書等表達內(nèi)心對諸種書體的鐘愛之情。
隱性文獻如《文鏡秘府論》所保存的諸種中國久佚的詩文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著作（很可能是空海入唐所見并攜歸，但由于屬非佛典文獻，且沒有獻給天皇，故而未著錄在《御請來目錄》中）。該書直接引錄者，如梁沈約《四聲譜》（見天卷《調(diào)四聲譜》）、隋劉善經(jīng)《四聲指歸》（見天卷《四聲論》、西卷之論文?。?、隋《帝德錄》（見北卷）、唐佚名《文筆式》（見地卷《六志》《八階》、東卷《二十九種對》《筆札七種言句例》、西卷之論文病、南卷之《論體》《定位》）、唐上官儀《筆札華梁》（見地卷《八階》《六志》、東卷《二十九種對》《筆札七種言句例》、西卷之論文?。⑻圃ぁ对娝枘X》（見天卷《調(diào)聲》、東卷《二十九種對》、西卷之論文?。?、唐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見南卷）、唐崔融《唐朝新定詩格》（見天卷《調(diào)四聲譜》、地卷《十體》、東卷《二十九種對》、西卷之論文?。?、唐杜正倫《文筆要決》（見北卷《句端》）。此外，尚有撰者時代、姓名未詳之《詩式》《詩體》（見西卷）、《九意》（見地卷）。詩文理論之外，唐及先唐詩文創(chuàng)作亦為空?！段溺R秘府論》的編纂提供了諸多可資參照的解說素材，如晉陸機《文賦》、唐殷璠《河岳英靈集敘》等等。間接引錄者，如梁洛陽王斌《五格四聲論》（見地卷《八階》、西卷《文二十八種病》）、北魏甄琛《磔四聲》（見天卷《四聲論》）、南朝沈約《答甄公論》（見天卷《四聲論》）、北魏常景《四聲贊》（見天卷《四聲論》）、北齊陽休之《韻略》（見天卷《四聲論》）、北齊李概《音譜決疑》（見天卷《四聲論》、南卷《論文意》）、晉呂靜《韻集》、劉宋王微《鴻寶》（見天卷《四聲論》）、南朝丘遲《集鈔》、唐褚亮等《古文章巧言語》（見南卷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引）、唐許敬宗等《芳林要覽》等等。此外，尚有佚詩佚文佚句眾多，此不一一備舉。[?參見遍照金剛撰，盧盛江?？迹骸段溺R秘府論匯校匯考（修訂本）·前言》，中華書局，二〇一五年，第一五—二〇頁。]這些典籍展現(xiàn)了當時民間流行的各種詩學指南，反映了空海于佛典之外對詩文承載的大唐語言文化的喜好，它們是空海漢文學養(yǎng)和文氣塑造的知識來源，對空海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不容忽視。
再就空海攜歸的文物屬性而論，外典中的書法文獻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真跡或摹本，包括梁武帝草書評一卷（見《性靈集》卷四《獻梵字并雜文表》）、德宗皇帝真跡一卷、歐陽詢真跡一卷、張誼真跡一卷、釋令起八分書一帖、謂之行草一卷、鳥獸飛白一卷（以上見《性靈集》卷四《奉獻雜書跡狀》）、李邕真跡屏風書一帖（見《性靈集》卷四《進李邕真跡屏風一帖表》）；另一類是石刻拓本，包括《大王諸舍帖》一卷、《不空三藏碑》一卷、徐浩《寶林寺詩》一卷、《岸和尚碑》一鋪（以上見《性靈集》卷四《奉獻雜書跡狀》）、王羲之《蘭亭碑》一卷、《曇一律師碑銘》一卷（草書）、《大廣智三藏影贊》一卷（以上見《性靈集》卷四《獻梵字并雜文表》）。
空海進獻嵯峨天皇諸種法書文獻，其考證可參見修山脩一、中田勇次郎、駒井鵝靜、大柴清圓、史睿等現(xiàn)代中日學者的論著。[?參見修山脩一：《性靈集より見たる弘法大師の書道》，《龍谷論叢》創(chuàng)刊號，一九五四年，第七三—七九頁；中田勇次郎：《書圣空?！?，法藏館，一九八二年，第一八—二一頁；駒井鵝靜：《空海の書論と作品》，雄山閣，一九八四年，第三八—一二三頁；大柴清圓：《“梵字并びに雜文を獻ずる表”（“性靈集”卷第四）における「梁武帝草書評一卷」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第二三七號，二〇一六年，第一四五—一六六頁；大柴清圓：《“古今文字贊”の研究》，《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二十七號，二〇一四年，第一四二—一八四頁；大柴清圓：《京都毗沙門堂所藏“（古今）篆隸文體”の研究》，《密教文化》第二三五號，二〇一五年，第二一七—二四四頁；史睿：《唐代書法文化的東傳—以空海、最澄為中心》，《敦煌學》第三十六期，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第七九—一〇四頁。]與空海同時入唐的日僧最澄也曾攜歸一批書法文獻，但正如史睿所論，最澄攜歸者均為石刻拓本，包括石碑拓本和刻帖拓本兩類，然而并無真跡或摹本，其中《趙模千字文》《真草千字文》《王羲之十八帖》[?注：現(xiàn)今通行本為《十七帖》，此處姑沿用原文。]《開元神武皇帝書法》《歐陽詢書法》《王獻之書法》《褚遂良集》《安西內(nèi)出碑》《梁武帝評書》九種刻帖拓本多出自臺、越二州，“是關(guān)于唐代刻帖的最早記錄，尤其珍貴”；“空海得到了上至唐德宗、王羲之、歐陽詢、李邕等人墨跡（或摹本），以及顏真卿、徐浩等一流書家的拓本，更直接親炙于韓方明學習最新的書法技巧”[?史睿：《唐代書法文化的東傳—以空海、最澄為中心》，《敦煌學》第三十六期，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第九三、九九頁。
]。二人攜歸書法文獻的鮮明差異也為日后能否引領(lǐng)一代書風埋下伏筆。
空海自幼熟讀經(jīng)史子集等中國文化經(jīng)典，又對佛教典籍熱衷尤甚，以投身釋門為終生宿志。雖然其入唐以求取真言密法為主要使命，但這并不妨礙他對文學、書法、繪畫等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和熱愛。佛典、圖像、法具、外典、法書等入唐所攜歸的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文物文獻在宗教、美術(shù)、工藝、文學、書法等眾多領(lǐng)域給予空海前所未有的深厚文化滋養(yǎng)，構(gòu)成了其歸國后通過典籍弘傳和漢文寫作弘道明教的知識基礎(chǔ)，而真跡、法帖、碑拓、抄本、繪畫等唐及先唐文獻的多樣形制正呈現(xiàn)出寫本時代文本生成與傳播的復(fù)雜性，這些文獻以空海為媒介東傳日本，通過再度摹寫、傳抄、圖繪的方式豐富了平安時代的日本文化，流播后世，賡續(xù)文明。
二、空海漢文學著作的整理與研究
（一）空海漢文學著作的匯編與整理
空海漢文學著作的整體性匯編與整理始于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日本祖風宣揚會編纂的《弘法大師全集》十二卷，其中，卷八至十屬于文學部。卷一所收《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從教義上雖是日本密宗法脈相承的敘述，但同時也是一篇漢文傳記文學作品，故而本叢刊亦將其歸于空海漢文學著作范疇。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和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日本和歌山縣高野山《真言宗全書》刊行會、《續(xù)真言宗全書》刊行會分別出版的叢書《真言宗全書》《續(xù)真言宗全書》排印整理了空海珍貴年譜資料和相關(guān)著作注釋書，包括得仁《弘法大師年譜》十二卷、得仁《續(xù)弘法大師年譜》九卷、敦光《三教勘注抄》二卷、佚名《三教指歸注》三卷（承久本）、佚名《三教指歸注抄》三卷（延應(yīng)本）、運敞《三教指歸注刪補》七卷、通玄《三教指歸簡注》四卷、維寶《文鏡秘府論箋》十八卷、佚名《性靈集私記》二卷、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十卷、運敞《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纂解》五卷、信龍《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鈔》六卷、佚名《付法傳見聞》六卷，為世人了解平安至江戶時期日本學人對弘法大師生平及創(chuàng)作的研究增添了重要文獻資料。[?參見高岡隆心編：《真言宗全書》第三十八、四十—四十二卷，真言宗全書刊行會，一九三六年；續(xù)真言宗全書刊行會編：《續(xù)真言宗全書》第三十二卷，續(xù)真言宗全書刊行會，一九八六年。]
昭和年間出版的弘法大師著作集尚有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編《弘法大師全集》（全八冊）[?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編：《弘法大師全集》（增補三版），高野山大學出版部，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一九六八—一九七三）勝又俊教編修《弘法大師著作全集》（全三卷）[?勝又俊教編修：《弘法大師著作全集》，山喜房佛書林，一九六八—一九七三年。]以及昭和五十八至六十一年（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全八卷）。其中，學界使用較多者為《弘法大師空海全集》。該叢書第五至七卷為詩文篇，以第六卷為例，此卷以漢文訓讀與現(xiàn)代日語相對照的形式對《三教指歸》《聾瞽指歸》《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三書予以翻譯和注釋，以長谷寶秀等所編《弘法大師全集》（增補三版）為底本，參考了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的《三教指歸·性靈集》、勝又俊教所編《弘法大師著作全集》第三卷、坂田光全著《性靈集講義》及其他諸本，可見前人的注釋成果對后世空海文集的編纂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筑摩書房，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年。]
平成四年至八年（一九九二—一九九六），由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弘法大師著作研究會主編的《定本弘法大師全集》（全十一卷）[?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弘法大師著作研究會主編：《定本弘法大師全集》，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二—一九九六年。]出版發(fā)行，是迄今最為完備的詳盡收錄空海著作并予以校訂刊印的整理本。其中，第一、六、七、八卷分別收錄《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聾瞽指歸》《三教指歸》《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高野雜筆集》《發(fā)揮拾遺編》等文學類著作，?？奔毭茉攲崳谡饕赜梅矫鏋閷W人提供了可資信據(jù)的文本。
就單行的空海漢文學著作整理本而言，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性靈集》[?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性靈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七十一，巖波書店，一九六五年。]出版，系現(xiàn)代日本學者對二書的權(quán)威校注本。渡邊照宏編集《最澄·空海集》（《日本の思想》一）[?渡邊照宏編集：《最澄·空海集》，筑摩書房，一九六九年。]收錄稻谷祐宣、宮坂宥勝、高木訷元三人分別以日文校訂、翻譯和注解的《三教指歸》《秘藏寶鑰》《高野雜筆集》三書。堀內(nèi)寬仁《弘法大師の出家宣言書：三教指歸（本文·訳注）》[?堀內(nèi)寬仁校訂、譯注：《弘法大師の出家宣言書：三教指歸（本文·訳注）》，高野山大學出版部，一九七六年。]以日文譯注的方式對《三教指歸》展開文本校訂工作。二〇〇六年，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出版，二〇一五年修訂再版，堪稱中國學界關(guān)于《文鏡秘府論》整理和研究的扛鼎之作。二〇一九年，國內(nèi)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弘法大師文集》簡體排印本，以日本吉川弘文館一九一〇年版為底本，僅保留了原日方編者的極少量?？庇?，錄文存有疏失，作為研究用書欠缺詳備的校記和注釋。
此外，日本關(guān)于空海書法真跡的影印工作以《弘法大師真跡全集》《弘法大師真跡集成》《弘法大師書跡大成》等為代表，所收包括《聾瞽指歸》《大和州益田池碑》《二荒山碑文》等等。國內(nèi)近年亦有單行影印本刊布，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古代法帖珍本》系列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晉韻·全彩名帖叢刊》系列均影印發(fā)行了空海的《風信帖》（內(nèi)含《風信帖》《忽披帖》《忽惠帖》），現(xiàn)藏日本京都教王護國寺（又名東寺），是空海致最澄三通信札的合稱，從中可見其對王羲之、懷素等晉唐法書名家書藝的研習取法和嫻熟運用。[?王劉純、馮亞君編：《日本古代法帖珍本：空?！罚笙蟪霭嫔?，二〇一四年；徐清編：《空?！达L信帖〉》，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總體來看，空海漢文學著作的匯編與整理成果非常豐富，已然自成體系并廣為學界利用。但就其注釋工作而言，以日文方式注釋者為重，且多為近現(xiàn)代日本學人致力的結(jié)果。國內(nèi)的注釋工作皆圍繞《文鏡秘府論》展開，而對《聾瞽指歸》《三教指歸》《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高野雜筆集》《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等空海個人獨創(chuàng)性更強的作品未有涉及，這一方面是由中日學界的各自研究側(cè)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空海這一人物的特殊身份使然?！段溺R秘府論》中所收大部分為中國文學理論文獻，自發(fā)現(xiàn)以來自然受到國內(nèi)學者的高度重視和關(guān)注，而空海的其他漢文學作品則通常被視為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范疇。但從東亞漢文化圈的視角來看，空海正是在長期深受中國文化熏陶與浸染的前提下最終成為一代文學大家、開宗祖師，這些用漢文書寫的作品也應(yīng)當受到中國學者的關(guān)注和重視。即便相關(guān)原始文本已有日本學者多年精心校勘的成果，在文本注釋方面還存在匯注匯評等古籍整理的空間。
（二）空海漢文學著作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
《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第八卷《研究文獻目錄》“詩文”類著重總結(jié)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前有關(guān)空海漢文學的研究成果，間有收錄中國學者的部分著述。從中可見，日本學界在大正、昭和年間對空海漢文學展開研究的論著較為豐富，在空海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意義。吉田幸一《文鏡秘府論の詩病論と歌論—附、文鏡秘府論卷第五「文二十八種病」考——》、間島悠紀雄《文學論としての文鏡秘府論》[?吉田幸一：《文鏡秘府論の詩病論と歌論——附、文鏡秘府論卷第五「文二十八種病」考——》、間島悠紀雄《文學論としての文鏡秘府論》，二文載吉田幸一編《日本文學史に于ける文學論》，東洋大學出版部，一九四三年，第一—一六五、一六七—二〇六頁。]、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大八洲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一九五三年。]、中澤希男《冠注〈文筆眼心抄〉補正》[?中澤希男：《冠注〈文筆眼心抄〉補正》，《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篇）第二十一卷，一九七二年。]、川口久雄《遍照發(fā)揮性靈集の成立と諸本》《空海の詩と散文》《聾瞽指歸と文鏡秘府論》[?以上三文見于川口久雄：《（三訂）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上）—王朝漢文學の形成—》第二章《弘仁期僧団の漢文學》，明治書院［是書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發(fā)行初版上卷，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發(fā)行增補合冊再版，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發(fā)行三訂版上卷，平成三年（一九九一）發(fā)行三訂版上四版。此處參見三訂版上四版］，一九九一年，第三四—七一頁。]、小島憲之《佛家の文學—三教指歸及び日本國現(xiàn)報善惡靈異記——》[?收入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下）—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學的考察—》，塙書房，一九六五年初版，一九八六年第六版，第一四四三—一四六二頁。]、高木訷元《弘法大師の書簡》[?高木訷元：《弘法大師の書簡》，法藏館，一九八一年。]等皆屬其中相當重要的發(fā)軔之作。
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后，相關(guān)研究不斷深入，且漸趨細密化和專題化，以日本學界成果最為豐碩。據(jù)我們不完全統(tǒng)計，單篇論文方面，關(guān)于《遍照發(fā)揮性靈集》者八十一篇，關(guān)于《聾瞽指歸》《三教指歸》者五十篇，關(guān)于《高野雜筆集》者十篇，關(guān)于《文鏡秘府論》者十六篇，關(guān)于《文筆眼心抄》者一篇，關(guān)于《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者七篇（詳參本叢刊所附《空海漢文學著作研究論著目錄匯編稿》）。
另有部分相關(guān)論文或收入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系列個人專論中，如興膳宏《中國の文學理論》所收《文學理論史上から見た「文賦」》《日本における“文心雕龍”の受容と研究》《王昌齡の創(chuàng)作論》《文鏡秘府論における“文心雕龍”の反映》，以及氏著《中國文學理論の展開》所收《抄本として見た陸柬之書“文賦”》《蕭統(tǒng)「文選序」の文學論》《皎然“詩式”の構(gòu)造と理論》《唐代詩論の展開における皎然“詩式”》《空海と漢文學》《日本漢詩史における空?！贰犊蘸！拔溺R秘府論”の世界》《“帝德錄”に見る駢文創(chuàng)作の理論》《“詩品”から詩話へ》十三篇文章皆結(jié)合《文鏡秘府論》探究唐及先唐詩文理論的內(nèi)核及其對日本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興膳宏：《中國の文學理論》，清文堂，二〇〇八年；興膳宏：《中國文學理論の展開》，清文堂，二〇〇八年。]
或收入日本奈良、平安時期漢文學與中國文學關(guān)系研究系列個人專著中，如波戶岡旭《上代漢詩文と中國文學》第二編《空海と“三教指歸”》共五章，分別考察了《聾瞽指歸》與《三教指歸》的關(guān)聯(lián)、《虛亡隱士論》中有關(guān)《抱樸子》的出典、空海入唐前后三教思想的變化、《游山慕仙詩》與《游仙詩》的淵源以及《文鏡秘府論·九意》中的四季意識[?波戶岡旭：《上代漢詩文と中國文學》，笠間書院，一九八九年。]；氏著《奈良·平安朝漢詩文と中國文學》第二篇《嵯峨天皇と空?！返谒闹亮路謩e為作者對空海詩文文學性、空海的山岳詩以及空海的文學觀三個論題的探討。[?波戶岡旭：《奈良·平安朝漢詩文と中國文學》，笠間書院，二〇一六年。]
或?qū)蘸５奈膶W創(chuàng)作予以專門探討并匯編成個人文集，如靜慈圓《空海密教の源流と展開》[?靜慈圓：《空海密教の源流と展開》，大藏出版，一九九四年初版，一九九八年第三版；中譯本參見劉建英、韓升譯《日本密教與中國文化》，文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高木訷元《空海と最澄の手紙》[?高木訷元：《空海と最澄の手紙》，法藏館，一九九九年。]、岸田知子《空海の文字とことば》[?岸田知子：《空海の文字とことば》，吉川弘文館，二〇一五年。]、河內(nèi)昭圓《三教指歸と空海：偽撰の文章論》[?河內(nèi)昭圓：《三教指歸と空海：偽撰の文章論》，法藏館，二〇一七年。]、中谷征充《漢詩を通じて弘法大師空海の生涯を繙く—空海漢詩文研究—》[?中谷征充：《漢詩を通じて弘法大師空海の生涯を繙く—空海漢詩文研究—》，高野山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平井宥慶《空?！靶造`集”に學ぶ》[?平井宥慶：《空?！靶造`集”に學ぶ》，大法輪閣，二〇一一年。]等等；或以人物往來為視角，結(jié)合《三教指歸》《性靈集》《高野雜筆集》考察空海及其周圍人物的生平活動，如福田亮成《弘法大師が出會った人々》[?福田亮成：《弘法大師が出會った人々》，山喜房佛書林，二〇〇一年。]；或集眾家之長匯為紀念空海的綜合性論文集，如《國文學解釈と鑒賞》第六十六卷五號為弘法大師空海紀念特集，以密教不滅之燈為主題，收錄論文二十二篇、研究文獻目錄兩種。其中宮坂宥勝《“三教指歸”—發(fā)心出家の決意》、濱田寬《“文鏡秘府論”—空海の文學觀》、后藤昭雄《“性靈集”—秀逸の漢詩文集》三文從文學視角簡要探析了空海漢詩文的特點和意旨。[?宮坂宥勝：《“三教指歸”—發(fā)心出家の決意》、濱田寬：《“文鏡秘府論”—空海の文學觀》、后藤昭雄：《“性靈集”—秀逸の漢詩文集》，載《國文學解釈と鑒賞》第六十六卷五號“弘法大師空海特集”，至文堂，二〇〇一年。]
此外，關(guān)于空海著作注釋書的研究工作漸趨映入學者眼簾，其中以《三教指歸》相關(guān)注釋書研究成果為豐，如筑島裕、小林芳規(guī)編《中山法華經(jīng)寺藏本三教指歸注總索引及び研究》[?筑島裕、小林芳規(guī)編：《中山法華經(jīng)寺藏本三教指歸注總索引及び研究》，武藏野書院，一九八〇年。]、佐藤義寬《大谷大學圖書館藏“三教指歸注集”の研究》[?佐藤義寬：《大谷大學圖書館藏“三教指歸注集”の研究》，大谷大學，一九九二年。]、太田次男《空海及び白楽天の著作に系わる注釈書類の調(diào)查研究》[?太田次男：《空海及び白楽天の著作に系わる注釈書類の調(diào)查研究》，勉誠出版，二〇〇七年。]、河野貴美子《古代日本佛家注釋書所引的〈史記〉初探—以成安撰〈三教指歸注集〉為中心》[?河野貴美子：《古代日本佛家注釋書所引的〈史記〉初探—以成安撰〈三教指歸注集〉為中心》，收入安平秋、張玉春主編《古文獻與嶺南文化研究：古文獻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華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八五—九九頁。]《古代日本文人的漢文學研究方法—以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為例》[?河野貴美子：《古代日本文人的漢文學研究方法—以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為例》，載王寶平主編《東亞視域中的漢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一四一—一六六頁。日文版題為《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の方法——音義注を中心に——》，收入河野貴美子、張哲俊編《東アジア世界と中國文化——文學·思想にみる伝播と再創(chuàng)》，勉誠出版，二〇一一年。]等等?！缎造`集》相關(guān)注釋書研究如阿部泰郎、山崎誠在影印和翻刻真福寺本《性靈集注》的同時，從《性靈集》編纂始末及注釋史、與真弁《性靈集略注》的關(guān)聯(lián)、在后世注釋史上的地位、所據(jù)原文、所引外典的特征以及對日本漢籍和佛典的利用等方面為該寫本撰作解題，揭示了該本所具備的獨特文獻價值。[?阿部泰郎、山崎誠編集：《性靈集注》，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真福寺善本叢刊》第二期·十二（文筆部三），臨川書店，二〇〇七年，第八三七—八八八頁。]
長期以來，國內(nèi)學界圍繞空海的漢詩文理論著述《文鏡秘府論》展開的專題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早年楊守敬、儲皖峰、羅根澤、郭紹虞、潘重規(guī)、周維德、王晉江、王利器等諸位學者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如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之《文鏡秘府論》解題（一八八〇），儲皖峰《文二十八種病》（一九三〇），羅根澤《文筆式甄微》（一九三五）、《王昌齡詩格考證》（一九四二），郭紹虞《永明聲病說》（一九三五）、《再論永明聲病說》（一九六三）、《聲律說考辨》（一九七五），潘重規(guī)《文鏡秘府論研究發(fā)凡》（一九五五）、《隋劉善經(jīng)四聲指歸定本箋》（一九六二），周維德校點《文鏡秘府論》（一九七五），王晉江《文鏡秘府論探源》（一九八〇），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一九八三）等等。]，近年出版的專著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張伯偉編著：《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王益鳴《空海學術(shù)體系的范疇研究》[?王益鳴：《空海學術(shù)體系的范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盧盛江《空海與〈文鏡秘府論〉》《文鏡秘府論研究》《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空海〈文鏡秘府論〉與中日文化交流》[?盧盛江：《空海與〈文鏡秘府論〉》，寧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盧盛江：《文鏡秘府論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遍照金剛撰，盧盛江?？迹骸段溺R秘府論匯校匯考》，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初版，二〇一五年修訂；盧盛江：《空?！次溺R秘府論〉與中日文化交流》，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等為代表，諸種著作在回顧該書學術(shù)史的前提下，重點考察其傳本、卷次、體例、出典及編撰思想，涉及聲韻調(diào)聲說、四聲論、病累說、聲病淵源、創(chuàng)作論、對屬論、體勢論等諸多詩學問題，總體探究中國詩學在日本的接受。此外，近年有關(guān)《文鏡秘府論》的研究論文亦不勝枚舉，可詳參本叢刊所附《空海漢文學著作研究論著目錄匯編稿》。
國內(nèi)關(guān)于《三教指歸》的著述大多系介紹性文字，學術(shù)論文僅有孫亦平《〈聾瞽指歸〉與〈三教指歸〉新考—兼論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觀》[? 孫亦平：《〈聾瞽指歸〉與〈三教指歸〉新考—兼論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觀》，《佛教文化研究》第四輯，二〇一六年，第二一〇—二二五、三九一頁。]、雋雪艷《關(guān)于空海的〈三教指歸〉及其生命意識》[?雋雪艷：《關(guān)于空海的〈三教指歸〉及其生命意識》，《日本學研究》第十一輯，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二五二—二五六頁。]等。此外，尚有中國學者在國外刊物發(fā)表的單篇論文，以仇云波《空海文學の動物メタファー表現(xiàn)：“三教指歸”と“性靈集”を中心に》[?仇云波：《空海文學の動物メタファー表現(xiàn)：“三教指歸”と“性靈集”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六輯，二〇一三年三月，第四〇一—四二三頁。]《「游山慕仙詩」の構(gòu)想と表現(xiàn)—“三教指歸”との關(guān)系を中心に—》[? 仇云波：《「游山慕仙詩」の構(gòu)想と表現(xiàn)—“三教指歸”との關(guān)系を中心に—》，《日語日文學研究》第八十七輯第二卷，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第三九—六四頁。]《“三教指歸”の龜毛先生像：空海の儒學的な側(cè)面を中心に》[?仇云波：《“三教指歸”の龜毛先生像：空海の儒學的な側(cè)面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二〇一四年三月，第三八七—四〇五頁。]《空海文學に見る女性のイメージ—“三教指歸”と“性靈集”を中心に》[?仇云波：《空海文學に見る女性のイメージ—“三教指歸”と“性靈集”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九輯，二〇一六年三月，第一一一—一三二頁。]《“三教指歸”の蛭牙公子像》[?仇云波：《“三教指歸”の蛭牙公子像》，《日語日文學研究》第八十三輯第二卷，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第一〇七—一三四頁。]《“三教指歸”と“三教不齊論”との關(guān)系について》[?仇云波：《“三教指歸”と“三教不齊論”との關(guān)系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輯，二〇一九年三月，第三七—五三頁。]諸文為代表。
就《遍照發(fā)揮性靈集》所承載的空海本人創(chuàng)作的詩文而論，愿文研究方面，有王曉平《空海愿文研究序說》[?王曉平：《空海愿文研究序說》，《敦煌研究》二〇一一年第四期，第一〇五—一一二頁。]《敦煌愿文與中日愿文的文體研究》[?王曉平：《敦煌愿文與中日愿文的文體研究》，載汪介之、唐建清主編《跨文化語境中的比較文學：國際比較文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選》，譯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一四—一二六頁。]；詩歌研究方面，有王勇《唐詩に詠まれた空海像》[?王勇：《唐詩に詠まれた空海像》，《國文學解釈と鑒賞》第六十六卷五號，至文堂，二〇〇一年，第一八五—一九二頁。]《唐人贈空海送別詩》[?王勇：《唐人贈空海送別詩》，《文獻》二〇〇九年第四期，第一五四—一六一頁。]、蔡毅《空海在唐作詩考》[?蔡毅：《空海在唐作詩考》，載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中文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七四九—七五八頁。]、蕭麗華《山岳與修行：弘法大師山居詩研究》[?蕭麗華：《山岳與修行：弘法大師山居詩研究》，《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五期，二〇一三年六月，第六七—九八頁。]《骷髏文學—空海和尚的九相詩》[?蕭麗華：《骷髏文學—空海和尚的九相詩》，載韓國中國言語文化學會《中國言語文化》第二輯，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二九—五〇頁；后收入氏著：《東亞漢詩及佛教文化之傳播》，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七三—九八頁。]、田云明《“文選”游仙詩の超克：空海の「游山慕仙詩」をめぐって》[?田云明：《“文選”游仙詩の超克：空海の「游山慕仙詩」をめぐって》，《日本研究》第五十三集，二〇一六年六月，第八五—一〇〇頁。]、龔嵐《空海漢詩文集〈性靈集〉所收〈九想詩〉探論—詩歌的圣典化》[?龔嵐：《空海漢詩文集〈性靈集〉所收〈九想詩〉探論—詩歌的圣典化》，《中華佛學研究》第十八期，二〇一七年，第一八一—二二三頁。]；文書研究方面，有韓升《空海與袁晉卿》[?韓升：《空海與袁晉卿》，《文獻》一九九七年第二期，第二一四—二二七頁。]《從空?！礊榇笫古c福州觀察使書〉論唐日關(guān)系》[?韓升：《從空海〈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論唐日關(guān)系》，《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第九〇—九六頁。]；碑銘研究方面，有林子青《〈青龍寺惠果和尚之碑〉今譯》[?林子青：《〈青龍寺惠果和尚之碑〉今譯》，《法音》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第二〇—二七頁。]、陳士強《密宗史的一則珍貴資料—關(guān)于空海和他的〈惠果和尚之碑〉》[?陳士強：《密宗史的一則珍貴資料—關(guān)于空海和他的〈惠果和尚之碑〉》，《五臺山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第六—八頁。]、樓正豪《論日僧空海的碑銘寫作》[?樓正豪：《論日僧空海的碑銘寫作》，《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二〇一九年第五期，第四九—五五頁。]；此外，國內(nèi)有關(guān)空海書信集的研究多圍繞《高野雜筆集》中所附唐人書簡展開，辱吳玲《〈高野雜筆集〉所收唐商徐公祐書簡》[?吳玲：《〈高野雜筆集〉所收唐商徐公祐書簡》，《文獻》二〇一二年第三期，第一一五—一二一頁。]、梁文力《9世紀中葉的渡日唐人與晚唐蘇州的海外貿(mào)易—以〈高野雜筆集〉所收義空相關(guān)書狀為中心》[?梁文力：《9世紀中葉的渡日唐人與晚唐蘇州的海外貿(mào)易—以〈高野雜筆集〉所收義空相關(guān)書狀為中心》，載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第九一—一〇四頁。]，對空海本人書信寫作的研究有待推進。
譯文、譯著方面，由戴燕所譯興膳宏著《空海與漢文學》一文較早向國內(nèi)學界介紹了空海的文學成就，指出空海雖被公認為宗教活動方面的真言大師，但在文學上的貢獻也比一般認為的大，這是因為其在漢詩文創(chuàng)作和理論整理、編集方面都有相當出色的建樹，“確立空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將上述兩點聯(lián)系起來加以研究”[?興膳宏著，戴燕譯：《空海與漢文學》，《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第八六—九五頁。]。劉建英、韓升所譯靜慈圓著《日本密教與中國文化》[?此著有日文單行本，參見靜慈圓：《空海の行動と思想—上表文と愿文の解読から—》，法藏館，二〇〇九年。]一書由“空海與中國思想”“空海的行動與思想”兩部分構(gòu)成。前篇以文獻為單元，指出《論語》《莊子》《老子》《文選》等中國古典文學對空海三教思想的確立有促進作用，并對《性靈集》中諸種文獻的用例予以初步歸納；后篇從空海上表文、愿文的構(gòu)造及特色、護國三部經(jīng)及空海的教育理念等方面著眼，詮釋空海的文法、陀羅尼思想、教學中的橫豎與機根及因果論思想，該書附錄部分通過檢索《性靈集》中的《淮南子》、《楚辭》、辭賦、《詩經(jīng)》、佛典、《文選》等用例，簡要分析了空海作品的用典情況及特色。[?靜慈圓著，劉建英、韓升譯：《日本密教與中國文化》，文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李慶保所譯渡邊照宏、宮坂宥勝合著《沙門空?！穂?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沙門空?！?，筑摩書房，一九六七年初版；中譯本參見李慶保譯《沙門空海》，東方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書從空海的人生軌跡出發(fā)，分十四章對傳世相關(guān)文獻予以梳理，尤為注重《性靈集》中的文獻所呈現(xiàn)的空海形象，是迄今為止從事空海研究不可或缺的專著。
《遍照發(fā)揮性靈集》《聾瞽指歸》《三教指歸》《高野雜筆集》《發(fā)揮拾遺編》《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是空海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成就，詩文體裁呈現(xiàn)豐富性，語言凝練，深得漢唐文化思想精粹。綜上，日本學界的空海漢文學著作研究已具備較為深厚的學術(shù)積累，名家輩出，研究成果十分豐碩。中國學界多以《文鏡秘府論》為著眼點展開研究，雖然部分學者已關(guān)注到空海創(chuàng)作與中國文學的深厚學緣關(guān)系，但已有研究多以某一篇文獻，或某一類文體為單位展開，尚未像圍繞《文鏡秘府論》一樣形成一定的研究規(guī)模，專題研究稍顯薄弱。整體而言，目前海內(nèi)外的空海漢文學著作研究尚存在諸多研究的空白點，比如空海漢文學作品對日本后世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研究、古代中日學人對空海及其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品評注釋、空海漢文學在東亞漢文化圈中的文化意義等等，留給吾輩后學繼續(xù)探討的無盡空間。
三、空海漢文學著作的注釋世界
現(xiàn)今留存于世的空海漢文學著作不僅有數(shù)量甚豐的寫本、刊本，還有大量平安至江戶時期的相關(guān)注釋書和近現(xiàn)代學者的校注、訓讀、翻譯之作。其中，諸種古典注釋書折射出空海漢文學在后世的接受與闡釋歷程，在空海著作先行研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歷史上有關(guān)空海漢文學著作的注釋書十分豐富。《遍照發(fā)揮性靈集》相關(guān)注釋書寫本如慶應(yīng)義塾圖書館藏《性靈集略注》、種智院大學藏《性靈集緘石鈔》、名古屋真福寺藏《性靈集抄注》、高野山金剛?cè)猎翰亍缎造`集聞書》、慶應(yīng)義塾圖書館藏《性靈集卷十注》、高野山寶龜院藏《性靈集記注鈔》、高野山三寶院藏《性靈集注》、高野山寶龜院藏《性靈集文筆私鈔》、高野山寶壽院藏《性靈集私注》、高野山寶壽院藏《性靈集注》、高野山三寶院藏《性靈集記》、東洋大學圖書館藏《性靈集鈔序解》、大正大學圖書館藏《性靈集補闕錄》、高野山真別處藏《性靈集便蒙鈔糾謬》、寶龜院藏《性靈集補欠抄》、龍谷大學圖書館、長谷寺豐山藏藏《性靈集序科注》《性靈集序講要》、高野山三寶院藏《性靈集私記》等；刊本如實翁《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運敞《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泰音《性靈集便蒙鈔》《性靈集考語》、佚名《性靈集私記》等。[?參見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性靈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七十一，巖波書店，一九六五年，第六六—七〇頁。]
《三教指歸》相關(guān)注釋書寫本如前田家藏藤原敦光《三教指歸注》、高野山寶壽院藏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京都東寺觀智院、高野山正智院藏《三教指歸注》、高野山正智院藏《三教指歸注抄》、高野山寶壽院藏《三教指歸抄私》《三教指歸注》《三教指歸聞書》、高野山金剛?cè)猎翰赜∪凇度讨笟w私抄》、慶應(yīng)義塾圖書館藏覺明《三教指歸注》、種智院大學藏《三教指歸私記》《三教指歸訓蒙》《三教指歸引據(jù)》、高野山三寶院藏《三教指歸撮要》、大谷大學圖書館藏《三教指歸聞書》《三教指歸諺釋》、高野山金剛?cè)猎翰亍度讨笟w分科》等；刊本如印融《三教指歸文筆解知鈔》、覺明《三教指歸注》、長深《三教指歸私鈔》、文露《三教指歸私注》、運敞《三教指歸注刪補》、通玄《三教指歸簡注》等。[?參見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性靈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七十一，巖波書店，一九六五年，第二七—三五頁。]
《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相關(guān)注釋書寫本如觀智院金剛藏藏《付法傳勘注》、金澤文庫藏《付法傳聞書》、智積院藏秀見《付法傳纂解聞書》、隆瑜《付法傳纂解講柄》、高野山金剛?cè)猎翰亍陡斗▊魉接洝?、高野山真別處藏《付法傳鈔》、高野山金剛?cè)猎翰亍陡斗▊髦剷贰埞却髮W藏《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玄談》、大正大學藏《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講案》等；刊本有佚名《付法傳見聞集》、長譽《付法傳纂解見聞》、運敞《付法傳纂解》、信龍《付法傳鈔》、泰音《付法傳纂解鈔》《付法傳纂解序注》等。[?參見《國書總目錄》（補訂版）第六卷，巖波書店，一九九〇年，第八〇一頁；《國書總目錄》（補訂版）第七卷，巖波書店，一九九〇年，第一三三頁。]尊賢《發(fā)揮拾遺編》是現(xiàn)存唯一一部有關(guān)空海書信集的古典注釋書。維寶《文鏡秘府論箋》是現(xiàn)存最早注釋《文鏡秘府論》的古典著作。雖然存世的《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文鏡秘府論》相關(guān)注釋書在數(shù)量上稍遜《三教指歸》《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但也是極其珍貴的早期闡釋資料。
日本江戶時期圖書出版業(yè)發(fā)展迅速，我們參據(jù)《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僅寬文六年至享保十四年（一六六六—一七二九）六十余年間，《三教指歸》《遍照發(fā)揮性靈集》《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三書的注釋之作在刊刻種類和數(shù)量上已頗為可觀?！度讨笟w》的注釋本中，覺明《三教指歸注》刊刻十一次，長深《三教指歸鈔》刊刻十一次，文露《三教指歸私注》刊刻十次，運敞《三教指歸刪補》刊刻十次，佚名《三教指歸聞書》刊刻九次，運敞《三教指歸刪補序注》刊刻九次，佚名《三教指歸刪補見聞集》刊刻七次；《性靈集》的注釋本中，運敞《性靈集鈔》刊刻十一次，運敞《性靈集注》再治本刊刻四次，長順《性靈集鈔》刊刻十一次，運敞《性靈集便蒙》刊刻八次，泰音《性靈集便蒙序注》刊刻兩次，泰音《性靈集便蒙鈔》刊刻一次，泰音《性靈集便蒙文考》刊刻一次；《付法傳》的注釋本中，信龍《付法傳鈔》刊刻十次，運敞《付法傳纂解》刊刻十次，佚名《付法傳鈔》刊刻六次，佚名《付法傳見聞》刊刻五次，長譽《付法傳纂解見聞》刊刻四次，泰音《付法傳序注》刊刻四次，泰音《付法傳纂解鈔》刊刻一次。[?慶應(yīng)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井上書房，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
由于傳世注本大多珍藏于日本官方藏書機構(gòu)、各大學圖書館和寺院，國內(nèi)僅見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圖書館四地偶有館藏，種類稀少，且未見系統(tǒng)收集、影印整理和刊布。本叢刊選取傳習堂[?注：“傳習堂”為南京大學金程宇教授之書齋，本叢刊諸書皆為金教授赴日多年所購藏，今公之于眾，以供學界利用。]藏稀見空海漢文學著作注本十九種予以影印出版，并于各注釋書之前，以提要的方式向?qū)W界揭示這批古籍的文獻價值和在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文化意義。
本叢刊諸書影印底本信息如下：印融私分文句《新點袖珍性靈集》十卷三冊，底本為江戶時期前川茂右衛(wèi)門刊本；實翁著《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十卷十二冊，底本為江戶時期洛陽四條寺町前川茂右衛(wèi)門尉刊本；運敞著《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十卷十七冊，底本為慶安二年（一六四九）洛陽四條寺町前川茂右衛(wèi)門尉刊本；運敞著《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遍蒙》十卷十冊，底本為元祿六年（一六九三）刊本；岳泉著《性靈集便蒙講案》十卷三冊，底本為抄寫年代未明之寫本；覺明記《三教指歸注》七卷七冊，底本為寬永六年（一六二九）十二月中野五郎左衛(wèi)門刊本；印融記《三教指歸文筆解知鈔》三卷二冊，底本為寬永八年（一六三一）暮春中野市右衛(wèi)門刊本；文露記《三教指歸私注》五卷五冊，底本為萬治三年（一六六〇）刊本；長深記《三教指歸私鈔》十卷十冊，底本為寬永八年（一六三一）中野氏市右衛(wèi)門刊本（高野版）；運敞著《三教指歸注刪補》七卷七冊，底本為寬文三年（一六六三）春三月洛陽寺町中野小左衛(wèi)門尉、前川茂右衛(wèi)門尉刊本；運敞著《三教指歸注刪補序注》一卷一冊，底本為延寶三年（一六七五）季秋丁子屋源兵衛(wèi)刊本；佚名撰《三教指歸見聞》七卷八冊，底本為延寶五年（一六七七）中野宗左衛(wèi)門刊本；泰音纂《三教指歸注刪補序解》一卷一冊，底本為元祿十一年（一六九八）三月洛下內(nèi)藤金兵衛(wèi)尉刊本；通玄述《三教指歸簡注》四卷二冊，底本為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一月神奈川縣真言宗法務(wù)支所翻刻本；尊賢編《發(fā)揮拾遺編》一卷一冊，底本為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冬中野宗左衛(wèi)門、額田正三郎刊本；維寶編輯，加地哲定校訂《文鏡秘府論箋》十八卷一冊，底本為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高岡隆心編《真言宗全書》本；信龍著《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鈔》六卷六冊，底本為明歷元年（一六五五）仲冬中村五郎衛(wèi)門刊本；運敞纂解《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纂解》五卷五冊，底本為寬文三年（一六六三）春三月前川茂右衛(wèi)門尉刊本；泰音撰《付法傳纂解鈔》六卷六冊，底本為享保四年（一七一九）中野宗左衛(wèi)門刊本。
在注釋方式與體例上，十九種注本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關(guān)注空海文章的句法結(jié)構(gòu)與平仄格律，以印融私分文句《新點袖珍性靈集》和印融記《三教指歸文筆解知鈔》為代表；二是著意對詩文語辭予以解讀，或詳或略，各成一家，是比較通行的注解類型，實翁著《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運敞著《遍照發(fā)揮性靈集鈔》《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便蒙》，岳泉著《性靈集便蒙講案》，覺明記《三教指歸注》，文露記《三教指歸私注》，長深記《三教指歸私鈔》，運敞著《三教指歸注刪補》《三教指歸注刪補序注》，佚名撰《三教指歸見聞》，尊賢編《發(fā)揮拾遺編》，維寶編輯、加地哲定校訂《文鏡秘府論箋》，運敞纂解《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纂解》，泰音撰《付法傳纂解鈔》均屬于此類；三是運用科判方式對文句予以分段，在概括文本單元思想義旨的基礎(chǔ)上對詞語加以解析，以泰音纂《三教指歸注刪補序解》，通玄述《三教指歸簡注》，信龍著《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鈔》為代表。
在征引典籍類別方面，釋家漢文典籍和中國古代四部之典成為日僧注釋的主要依據(jù)。以運敞《三教指歸注刪補》為例，泰音匯編的《三教指歸刪補引用經(jīng)籍考》曾對運敞注本所引漢籍予以詳細列舉，總計達三百五十二種。釋典類包括《止觀輔行傳弘決》《俱舍光記》《高僧傳》《續(xù)高僧傳》《宋高僧傳》《明高僧傳》《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經(jīng)》《廣弘明集》《成實論》《成實論義疏》《法華文句》《金剛般若經(jīng)》《說一切有部根本毗奈耶》《唯識論》《華嚴經(jīng)》《須彌圖經(jīng)》《涅槃經(jīng)》《智度論》《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長阿含經(jīng)》《法苑珠林》《增一阿含經(jīng)》《禪法要解經(jīng)》《佛說佛醫(yī)經(jīng)》《四分律藏》《大毗婆沙論》《經(jīng)律異相》《雜寶藏經(jīng)》《造立形像福報經(jīng)》《翻譯名義集》《阿阇世王授決經(jīng)》《國清百錄》《雜譬喻經(jīng)》《付法藏傳》《法句譬喻經(jīng)》《凈住子凈行法門》《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行事鈔》《彌沙塞部五分律》《十誦律》《蘇婆呼童子經(jīng)》《木槵子經(jīng)》《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南海寄歸傳》《大唐西域記》《根本毗奈耶雜事》《五百問論》《辨正論》《大方便佛報恩經(jīng)》《王法正論經(jīng)》《真俗雜記》《佛本行經(jīng)》《凈土盂蘭盆經(jīng)》《佛說盂蘭盆經(jīng)》《灌頂隨愿往生十方凈土經(jīng)》《大莊嚴論》《后譯華嚴經(jīng)》《維摩詰經(jīng)》《法界次第》《音義指歸》《佛地論》《肇論》《佛說空寂所問經(jīng)》《天地經(jīng)》《清凈法行經(jīng)》《法苑義林章》《入楞伽經(jīng)》《心地觀經(jīng)》《俱舍論》《仁王經(jīng)》《大佛頂首楞嚴經(jīng)》《瑜伽論》《普賢菩薩證明功德經(jīng)》《法華玄贊》《中阿含經(jīng)》《雜阿含經(jīng)》《出曜經(jīng)》《和修密論》《悲華經(jīng)》《本業(yè)瓔珞經(jīng)》《禪要呵欲經(jīng)》《祖庭事苑》《菩薩處胎經(jīng)》《大迦葉本經(jīng)》《攝大乘論》《佛說七日喻經(jīng)》《地藏十輪經(jīng)》《涅槃經(jīng)疏》《寶積經(jīng)》《圓覺經(jīng)》《智論疏》《法句譬喻經(jīng)》《十王經(jīng)》《觀佛三昧經(jīng)》《正法念經(jīng)》《顯揚論》《立世經(jīng)》《心經(jīng)疏》《六度集經(jīng)》《舍利弗問經(jīng)》《華嚴探玄記》《七佛神咒經(jīng)》《大乘義章》《賢愚因緣經(jīng)》《菩薩戒經(jīng)》《法蘊足論》《摩訶般若》《普門品義疏》《華嚴演義鈔》《菩薩地持經(jīng)》《佛說觀普賢經(jīng)》《凈名疏》《寶性論》《心經(jīng)幽贊》《釋迦譜》《勝鬘經(jīng)》《佛本行集經(jīng)》《釋門正統(tǒng)》《菩薩念佛三昧經(jīng)》《無垢稱經(jīng)》《大方等月藏經(jīng)》《菩提資糧論》《一切經(jīng)音義》《四解脫經(jīng)》，凡一百二十四種。
俗書類既包括經(jīng)泰音整合后歸屬于“十三經(jīng)注疏”“五雅”“二十一史”“二十九子”及“拾遺”五個二級類目下的典籍，也包括其他未予細密劃分種屬名稱的經(jīng)史子集著作?！笆?jīng)注疏”即唐玄宗御注、宋邢昺正義《孝經(jīng)》，魏何晏注、宋邢昺正義《論語》，漢趙岐注、宋孫奭正義《孟子》，漢毛萇傳、后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魏王弼與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晉杜預(yù)注、唐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疏《左氏春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公羊傳》，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谷梁傳》，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釋文、唐賈公彥疏《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五雅”即《爾雅》《小爾雅》《逸雅》《埤雅》《廣雅》；“二十一史”即《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史》《魏書》《北齊書》《南史》《北史》《周書》《隋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此類之后附列《舊唐書》；“二十九子”即《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淮南子》《呂子》《韓非子》《尉繚子》《屈子》《楊子》《黑子》《鹖冠子》《陸子》《管子》《晏子》《關(guān)尹子》《文中子》《譚子》《韓子》《抱樸子》《劉子》《適一子》《尹文子》《子華子》《鬼谷子》《孔叢子》《孫武子》《桓子》《郁離子》；其他四部諸典則有《文選六臣注》《玄中記》《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神仙傳》《老子經(jīng)》《說文》《續(xù)日本后紀》《唐武德令》《尚書大傳》《三輔黃圖》《廣韻》《孫子世錄》《楚國先賢傳》《戰(zhàn)國策》《孫卿子》《顏氏家訓》《大戴禮記》《增韻》《列仙傳》《博物志》《中華古今注》《風俗通》《韓詩外傳》《華陽國志》《初學記》《東觀漢記》《游仙窟》《釋名》《古文孝經(jīng)》《良吏傳》《博雅》《太玄經(jīng)》《三國典略》《列異記》《詩詁》《鹽鐵論》《世說新語》《會稽典錄》《異苑》《孔氏家語》《墨客揮犀》《蘇子》《益州志》《誡子拾遺》《漢官儀》《白虎通》《晉中興書》《十洲記》《時務(wù)策》《裴氏廣州記》《洞元子》《國都城記》《搜神記》《搜神后記》《埤蒼》《小補韻會》《千字文》《吳越春秋》《山海經(jīng)》《世本》《孝經(jīng)援神契》《孝子傳》《說苑》《潛夫論》《慎子》《穆天子傳》《隸書體》《書史會要》《用筆》《靈憲圖》《汲冢周書》《帝王世紀》《三略》《高士傳》《新語》《太公金匱》《三齊略記》《越絕書》《職官分紀》《潛確類書》《漢官典職》《天官星占》《古今注》《列女傳》《類林》《西京雜記》《臨安恭公主集》《漢書音義》《國語》《五經(jīng)通義》《九丹金液經(jīng)》《本草綱目》《楊子方言》《字林》《博異記》《新修本草》《金銀簡文經(jīng)》《北斗元靈本命延生經(jīng)》《三皇文》《五岳真形圖》《太玄真一本際經(jīng)》《太清觀天經(jīng)》《千金方》《丹經(jīng)》《漢武內(nèi)傳》《瀨鄉(xiāng)記》《老子內(nèi)傳》《神仙圖》《太清經(jīng)》《養(yǎng)生要集》《養(yǎng)生志》《素問》《老子尹子內(nèi)解》《枕中記》《竹書紀年》《神仙經(jīng)》《黃帝九鼎神丹經(jīng)》《服石論》《春秋合誠圖》《齊諧記》《名士傳》《黃老玄小經(jīng)》《神異經(jīng)》《靈寶九天生神章》《拾遺記》《翰林論》《別國洞冥記》《四民月令》《論衡》《通俗文》《百詠詩》《禮含文嘉》《古文孝經(jīng)述義》《三蒼》《典言》《卓氏藻林》《文字集略》《韓文》《難經(jīng)》《集韻》《申鑒》《新序》《萬葉集》《左傳解誼》《楚辭》《春秋含文嘉》《琴操》《風土記》《聲類》《格物論》《尺牘雙魚》，經(jīng)統(tǒng)計，中國古典籍凡一百五十種，日本古典籍兩種（《續(xù)日本后紀》《萬葉集》）；“拾遺”者，即《太公陰符經(jīng)》《吳子》《離騷傳》《徐陵集》《上清經(jīng)》《黃帝內(nèi)經(jīng)明堂》《李德林集》，凡七種。[?參見泰音：《三教指歸刪補鈔》卷一，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經(jīng)書院文庫藏寶永四年（一七〇七）刊本。]僅僅一部注釋書所引用的典籍數(shù)量便如此豐富，平安至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數(shù)量之巨可以想見。運敞嫻熟取用諸種漢籍文句對空海《三教指歸》詳加注釋，博通經(jīng)籍，學貫古今，藉此，弘法大師空海所具備的深厚漢文底蘊不言而喻。
就注釋緣起與目的而論，諸種注釋書中既有因前代注本存在疏失而力圖匡謬正訛者，亦有為便于初學研習而導引門徑發(fā)蒙濟物者，還有旨在藉由疏釋經(jīng)典使空海作品得以廣傳后世、宣揚弘法大師真言教法者。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注釋書是對前輩注解的再注，比如本叢刊收錄的《性靈集便蒙講案》《三教指歸注刪補序解》《付法傳纂解鈔》三書在運敞注本的基礎(chǔ)上加以疏解和闡發(fā)，使被釋之辭得以更為暢達明朗，有助于讀者正確把握出典和理解文義。
從諸位注釋者的身份來看，以日本真言宗僧侶為眾。他們大多酷愛閱讀，精通內(nèi)外典，熱衷于文章寫作。比如《本朝高僧傳》卷十八《紀州高野山沙門印融傳》稱印融“生氣含英，特具志節(jié)。群籍經(jīng)目，自然憶持，鄉(xiāng)邑無足為師者?！院米x書，或赴外請，必駕小牛，鞍著文卓，行誦且吟。……平生撰述凡數(shù)十百卷，學者為珍行于世”[?師蠻：《本朝高僧傳》，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二卷，佛書刊行會，一九一三年，第二六七頁。]，《續(xù)日本高僧傳》卷四《京都智積院沙門運敞傳》稱運敞“博涉內(nèi)外，研究不舍晝夜?！讶绱P，著書數(shù)百卷，可謂中古義龍、道門干城也。……有《谷響集》，有益后學。其該博令人敬服矣”[?道契：《續(xù)日本高僧傳》，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四卷，佛書刊行會，一九一七年，第一九一—一九三頁。]。通過存世文集和書目著錄情況亦可了解注釋者的文章表現(xiàn)和漢文學養(yǎng)。
《遍照發(fā)揮性靈集》《三教指歸》《發(fā)揮拾遺編》《文鏡秘府論》《秘密漫荼羅教付法傳》凝聚了弘法大師空海所撰漢文學作品和所編中國詩文理論著作的光輝成就。日本真言宗僧人覺明、印融、文露、長深、實翁、運敞、信龍、泰音、通玄、維寶、尊賢、岳泉等人引用中國古代典籍撰著諸種注釋之作，嘗試從人名、地名、物名、職官、稱謂、用典、用韻、音讀、史實、異說、文體、句體等方方面面對空海詩文著述的語匯運用、句法結(jié)構(gòu)、平仄格律和思想意旨予以考證、辨析、疏解和闡發(fā)。這些漢文注釋之作展現(xiàn)了平安至江戶時期中國經(jīng)史子集四部之典和釋家教典在日本廣為流布的盛況，或言簡意賅，或體大思精，對入門初學者和博洽多聞?wù)呃斫饪蘸Ｖ骶幾壠稹⒀辛暆h詩文創(chuàng)作技法和體察真言佛教要義皆有助益。同時，日本本國文史典籍和漢文佛典撰述的參用（如日本古鈔、古記以及史籍、類書、空海著作注本等）亦呈現(xiàn)出集中日兩國文化精髓于一身的弘法大師的獨特魅力。作為東亞古典籍中別具特色的一批漢文學著作，諸種注釋書反映了空海漢文學在日本后世的深遠影響，如余音繞梁，經(jīng)久不息。
余 論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極為繁盛的時代。自日本舒明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第一次派遣遣唐使至宇多寬平六年（唐昭宗干寧元年，八九四）最后一次任命出使唐朝凡二百六十五年間，日本共計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實際派出十六次（其間有三次未能成行）。使團中除了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百司技工等人員，尚有隨團入唐深造的留學生、學問僧。其中，“入唐八家”是日本求法僧中請回唐代文物文獻最為杰出的代表。
延歷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最澄、空海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團入唐，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常曉、圓仁、圓行隨第十八次遣唐使團入唐。此外，尚有隨唐商之船入唐者三人——惠運于承和九年（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乘唐人李處人舶入唐，圓珍于仁壽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八五三）乘唐人欽良暉船啟程赴唐，宗睿于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八六二）隨真如法親王搭唐人張支信船入唐。
八位僧人在唐求法旅程中，不僅與唐土的僧侶、文士等有著密切的交流，還請回了大量的佛教經(jīng)律章疏等內(nèi)典文獻、法器道具及外典若干，這些文獻大都保存在其回國上奏天皇的“請來目錄”（或稱“將來目錄”）中，即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比睿山最澄和尚法門道具等目錄》，空海《御請來目錄》《根本大和尚真跡策子等目錄》，常曉《常曉和尚請來目錄》，圓行《靈巖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入唐新求圣教目錄》，惠運《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錄》《惠運律師書目錄》，圓珍《開元寺求得經(jīng)疏記等目錄》《福州溫州臺州求得經(jīng)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青龍寺求法目錄》《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宗?！缎聲鴮懻垇矸ㄩT等目錄》《禪林寺宗睿僧正目錄》。
孫猛指出，“最澄、空海、圓仁、惠運、圓珍、宗睿六家……共攜歸佛教經(jīng)論章疏傳記等一千八百零一部、三千零八十卷（加上常曉、圓行兩家，一千九百零一部、三千二百六十六卷），其中有漢籍一百三十七部。跟攜歸經(jīng)典總數(shù)相比，漢籍占百分之七點六（算入常曉、圓行兩家，百分之七點二）；跟《見在目》著錄圖書數(shù)相比，約占百分之八點七”[?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八年重?。诙涣豁?。]。孫猛所謂“漢籍”，是與佛教經(jīng)典相對而言的，可以稱作“外典”。就一百三十七部“漢籍”而言，孫猛表示，“有些圖書只記錄書名，卷數(shù)難以統(tǒng)計。這個部數(shù)也只是一個大約的數(shù)字，因為有些圖書單憑書名難以判別是‘內(nèi)典’還是‘外典’；而且，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內(nèi)典’，如《三教不齊論》、《金七十論》等，因為《見在目》著錄，故亦作‘外典’漢籍計。如果加上搨本真跡、雜碑銘文等，約一百六十部”[?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八年重?。?，第二一六一頁。
]。事實上，內(nèi)典和外書僅僅是釋家劃分典籍的兩種屬性，從廣義上講，它們都可以稱作“漢籍”，共同構(gòu)成了僧人感知世界、體悟人生的知識基礎(chǔ)。當然，這些求法僧入唐以收集天臺宗和密宗相關(guān)經(jīng)典為首要目的，其他論疏傳記等佛教文獻和外典只是附屬品。但正是這些非佛經(jīng)文獻，使我們得以知曉當時何種典籍流行并吸引求法僧獲取攜歸，反映出求法僧對大唐文明的關(guān)注和珍視。
比如《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著錄最澄攜歸《天臺山第六祖荊溪和尚碑》一卷、《天臺智者大師佛隴道場記》一卷，最澄在編纂《內(nèi)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時即有直接引用。《三教不齊論》同時見于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和空?！队垇砟夸洝罚砻鳚h地釋家爭論護教之文也是求法僧留意獲取的文獻之一。一些緇素往來的詩文集亦見載于求法目錄中，比如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著錄“《相送集》四卷”、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著錄“《杭越寄和詩集并序》一卷”、圓珍《福州溫州臺州求得經(jīng)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著錄“《溫州緇素相送詩》一卷”“《福州往來集》一卷”“《溫州臺州往來集》一卷”、圓珍《開元寺求得經(jīng)疏記等目錄》著錄“《相送詩》一卷（參寥）”，這些詩文集今雖僅有存目，卻呈現(xiàn)出當時求法僧與唐人交往的一個側(cè)面，反映出他們大多具備一定的漢文水平和詩文涵養(yǎng)?！吨亲C大師全集》卷四《風藻餞言集》收錄多封唐人書信，真實記載了彼時諸位唐人與圓珍的深情厚誼，反映了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況，也是漢文學在東亞流播的一個縮影。
但相比于空海，其他諸位入唐求法僧的著作大多為佛教撰述，內(nèi)容以記錄入唐行記、疏釋本宗經(jīng)典、探討佛教義理為主，文學性較強的作品留存稀少。這一方面是因年代久遠、文獻不易保存所致，另一方面也與其本人的文學造詣有關(guān)?？蘸Ｗ杂资熘O中國傳統(tǒng)四部經(jīng)典，又對儒釋道三教有深刻的理解和體察，自然能夠以精妙出色的文筆表達個人情感和愿望（如《贈野陸州歌》《與福州觀察使入京啟》《奉為國家請修法表》），使詩文成為其表情達意的重要媒介，或勸慰友人，或關(guān)懷長幼，或陳請訴求，或還禮致謝，或請托弘法……最澄、圓仁、圓珍等人的文學才氣雖稍遜空海一籌，但也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推動天臺和真言二宗發(fā)展興盛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空海在東亞漢文學史上地位崇高，影響至今。其所攜歸的內(nèi)、外典及圖像法具、法書名作，多盛傳于彼時之中土，堪稱大唐文明的活化石?？蘸５臐h文學著作及相關(guān)注釋書折射出漢文化在異域的蓬勃生機，是東亞漢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域外人士撰寫的漢文作品，空海的漢文學著作及其注本頗為典型，是當今域外漢籍研究值得關(guān)注的重要文獻，我們期待本叢刊的出版能進一步引起學界對此類文獻學術(shù)價值和文化史意義的充分關(guān)注，并藉此思考、探索中國古典學在域外之傳播與影響，從而在更寬廣的視野下展開文明互鑒與對話。
二〇二三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