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二〇一八年四月《〈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一編）（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曾在序言中說：“這是‘秘史’學(xué)界乃至蒙古學(xué)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時隔幾年，《〈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二編）出版，同樣值得慶賀。我們的工作每前進一步，對“秘史”學(xué)及蒙古學(xué)研究都是一種有益的貢獻。
《〈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一編）的序言已就《元朝秘史》的重要性以及出版影印本的必要性有所闡述，現(xiàn)稍作回顧?！对厥贰肥且徊恐匾拿晒艑W(xué)文獻，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值。該文獻的正文是用漢字音寫的蒙古語原文，還包括逐詞的旁譯和分段的總譯，因此被稱為“特殊形式的漢字史籍”。其原文當(dāng)為畏吾體蒙古文所寫蒙元時期“國史”“脫卜赤顏”中的一部分，明初翰林院為培養(yǎng)蒙古語譯員，利用《脫卜赤顏》中最初的部分（成吉思汗史和窩闊臺汗史）編譯出教材，后刻版印行，分為十二卷，題《元秘史》，此即學(xué)界所稱明洪武刻本。至永樂初年修《永樂大典》時，又從刻本抄出一份收入其中，分為十五卷，題名改為《元朝秘史》?！睹摬烦囝仭番F(xiàn)已散佚。已知國內(nèi)外現(xiàn)存《元朝秘史》二十多種手抄本以及一些刻本，而祖本明洪武刻本僅存四十多個殘葉。有選擇地影印出版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版本，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這些本子大多收藏在國內(nèi)外的公共藏書機構(gòu)中，個別本子由私人收藏，并不是很方便集中利用。
其次，《元朝秘史》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兩個系統(tǒng)。出自洪武刻本的十二卷本系統(tǒng)諸本之間流傳脈絡(luò)總體上說比較清晰，但出自《永樂大典》抄本的十五卷本系統(tǒng)諸本之間流傳脈絡(luò)相對復(fù)雜，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一時還不易徹底辨清。
再次，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一編）出版之前僅出版過三種影印本，無論從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都還不能很好地滿足研究的廣泛需要。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三編》 本（十二卷本），以間接抄自洪武刻本的顧廣圻校本為底本，又替換進了洪武刻本的四十多個殘葉，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都是利用率最高的版本。但它也仍然存在一些致命的問題，如對顧廣圻校本原文乃至內(nèi)閣大庫殘葉都有所改動，而那些改動基本上都屬于誤改。一九六二年蘇聯(lián)科學(xué)院出版的“潘克福本”（十五卷本），以韓泰華舊藏本為底本，由學(xué)者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作序出版，但該本存在抄本自身質(zhì)量較差和影印本質(zhì)量較差兩方面的問題。近年《中華再造善本》續(xù)編所收的翁同書舊藏本，屬于十五卷本系統(tǒng)中抄寫格式相對簡單的一類抄本。因此，以叢刊的形式有選擇地集中出版《元朝秘史》高質(zhì)量的影印本，對于研究者更為方便地看到諸版本的原貌，準確地加以研究利用是至關(guān)重要的。
另外，從弘揚民族文化、保護古籍的角度來說，《元朝秘史》抄本的系列影印出版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古籍保護工作方面，再生性保護的功效明顯要大于原生性保護，而古籍的影印出版是再生性保護的一項主要措施。古籍的影印出版是保護利用古籍的最佳選擇，既可以“使珍稀的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確保珍貴文獻的傳承安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前言），又能相對真實地反映古籍原貌，為學(xué)術(shù)界提供真實可靠的原始資料。
《〈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一編）主要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幾種抄本，即顧廣圻校本、李文田抄本、孫星衍舊藏本、翁同書舊藏本、瞿鏞舊藏本、“永樂二年”抄本，另外收入明洪武刻本現(xiàn)存殘葉。其中，作為《元朝秘史》諸本之祖本的明洪武刻本（盡管僅存四十多個殘葉），以及作為現(xiàn)存十二卷本直接來源的顧廣圻校本，其重要價值不言而喻。其余幾種本子，既有十二卷本抄本，也有十五卷本抄本，各具特色。
國家圖書館秉承古籍再生性保護的宗旨，大力支持《元朝秘史》版本影印出版的工作，率先提供館藏諸本的掃描件，為《〈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一編）的順利出版奠定了基礎(chǔ)，發(fā)揮了表率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二編）同樣得到了諸館藏單位的積極回應(yīng)和大力支持，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嚴重、反復(fù)的情況下，工作人員克服困難，盡可能地抓緊時間核對版本，高質(zhì)量地完成版本的掃描工作。同時，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十分重視《〈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二編）的出版工作，派出精悍的團隊接手具體事宜，編輯與我們合作得很融洽，并積極協(xié)助聯(lián)系各版本收藏單位，使工作得以順利開展。二〇二一年底，第二編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十四五”時期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專項規(guī)劃》。此外，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民族事務(wù)委員會少數(shù)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自第一編工作開始即給予熱情肯定，并及時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對第二編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給予鼓勵和資金支持，使相關(guān)工作更有保障。
《〈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二編）共收入五種本子，均為十五卷本。其中四種為抄本，一種為刻本，原件分別收藏于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xué)圖書館，我國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
韓泰華舊藏本，現(xiàn)藏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xué)圖書館。該本為俄國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神父于一八七二年在北京購得，后于一八七八年贈與波茲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兩年后波茲德涅耶夫?qū)⑵滢D(zhuǎn)交圣彼得堡大學(xué)圖書館。一九六二年，蘇聯(lián)學(xué)者潘克福據(jù)該抄本在莫斯科出版黑白影印本，后被收入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元朝秘史三種》。該本為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六冊，無欄格，每半葉十行。旁線使用幾種不同顏色，人名及普通詞語為紅色，山名、水名及地名為綠色，部落姓氏名為黃色。卷首有錢大昕《跋元秘史》。抄本鈐有“玉雨堂印”“韓氏藏書”“韓泰華印”“小亭”等印記。“玉雨堂”為清代杭州藏書家韓文綺之室名，“小亭”為韓泰華之字。據(jù)此，可知 該抄本曾先后為韓文綺、韓泰華祖孫收藏。識語的內(nèi)容反映，鮑廷博曾據(jù)洪武刻本對其進行校補，黃丕烈也經(jīng)手、利用過該抄本。然而現(xiàn)存該抄本抄寫質(zhì)量較差，訛誤較多，不像是鮑廷博直接手校的本子，且正文和識語等的筆跡大體一致，或許是個再抄本。卷一題名下有蒙古語書名“忙中豁侖組”（“紐”之形訛?！咦ⅲ┎烀摬彀病保痪砥呔砦?、卷九卷尾分別寫有識語“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訖通介叟記”“嘉慶乙丑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七十八叟識”；卷十三至?xí)?，葉眉共有六處題記（見于第二四七、二五八、二六三、二六四、二八二節(jié)）。因一九六二年版及一九七五年版影印本的出版，使該本在較長一段時期內(nèi)成為人們可以廣泛利用的十五卷本全本。
陶紹萊舊藏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八冊，卷一書名行下有蒙古語書名“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無欄格、旁線。第一至四卷、第十三至十五卷版心處標有卷數(shù)、葉碼。每半葉十一行。卷前有錢大昕《跋元秘史》，無識語。據(jù)鈐章“陶氏蓬僊”，可知曾為陶紹萊（字蓬僊）收藏。該本又多處鈐有“抱經(jīng)樓”之印，可知在陶紹萊之前曾歸盧址收藏。盧址《抱經(jīng)樓藏書目録》對此本亦有著錄。正文卷首另有“永康研齋珍藏”一枚鈐印。卷五卷尾書“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一百八十三”，為已知諸本中所獨見。據(jù)《永樂大典目錄》，《元朝秘史》十五卷被排為第五一七九至五一九三卷，而第五卷正好與第五一八三卷相合。因此該本此條信息值得關(guān)注。
丁丙舊藏本，現(xiàn)藏南京圖書館。十五卷本抄本，一函三冊，無欄格。有版心，標有書名、卷數(shù)、葉碼。旁線及標點均為紅色。卷十三至?xí)?，葉眉共有八處題記，其中六條與韓泰華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相同，另外 兩條分別見于第二六五、二七二節(jié)。該本字跡工整，訛誤較少。鈐有“錢唐丁氏正修堂藏書”“晚聞居士”和“八千卷樓藏書印”等印記，又經(jīng)王宗炎《十萬卷樓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該抄本內(nèi)夾有一張字條，墨筆寫有二百零七個字，與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元秘史》”條基本相合，僅有幾字不同），可知之前曾先后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
張蓉鏡舊藏本，現(xiàn)藏湖北省博物館。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四冊，無欄格，無旁線。有版心，標有卷數(shù)、葉碼。有一些紅筆糾錯、點句讀（僅見于總譯部分）之處，主要集中在卷一至卷二第七葉正面，后面諸卷亦可見零星紅筆糾錯處。卷首有錢大昕《跋元秘史》。該本鈐有多枚張蓉鏡的藏書章，如“琴川張氏小瑯?gòu)智彘s精鈔秘帙”“虞山張蓉鏡芙川信印”“蓉鏡收藏”“張伯元別字芙川”等。陳樹杓《帶經(jīng)堂書目》、周星詒《傳忠堂書目》都提到“張蓉鏡鈔本”。還有一處“柯逢時印”鈐章，可證實該本后來曾一度為柯逢時所收藏。在已知十五卷本諸本中，
通過版本比對、特征分析，可知蔣維培舊藏本、孫星衍舊藏本、劉承干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等幾個本子的共同特征較其他本子更多一些。因為它們在版式、字體上相近，又都出現(xiàn)次數(shù)不同的“嘉慶……從刻本補寫訖”的識語；蔣維培舊藏本、孫星衍舊藏本、劉承干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卷首都有蒙古語書名“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陸心源舊藏本因首葉缺損而無法確認，但估計也有這八個 字?！咦ⅲ?；在旁線的顏色方面，蔣維培舊藏本、劉承干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是采用多色，以類分色（人名和一般詞語多用紅色；地名多用藍色或綠色；部落氏族名多用黃色），而其他抄本或無旁線或僅用紅色（個別有用黑色的）。單從題記的落款時間來看，蔣維培舊藏本的“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七月初四日寫完”最早（一八〇四年），孫星衍舊藏本的“嘉慶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刻本補寫訖”次之，之后依次為劉承干舊藏本的“嘉慶甲子十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訖”、陸心源舊藏本的“嘉慶甲子十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韓泰華舊藏本的“嘉慶乙丑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七十八叟識”（一八〇五年）。而陸心源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卷七末葉又都寫有“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訖通介叟記”，說明這幾個本子都與鮑廷博（別號“通介叟”“七十八叟”）有關(guān)，他經(jīng)手的時間順序應(yīng)當(dāng)是蔣維培舊藏本、孫星衍舊藏本、劉承干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
另外，丁丙舊藏本雖無“嘉慶……從刻本補寫訖”的識語和蒙古語書名“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但有六處題記，這一點與孫星衍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韓泰華舊藏本相同，說明該本與前者也有一定關(guān)系。
張蓉鏡舊藏本與翁同書舊藏本、瞿鏞舊藏本特征相近，均無旁線、無欄格（翁同書舊藏本有欄無格），亦不見鮑廷博等人的識語等。
陶紹萊舊藏本的特征基本上與張蓉鏡舊藏本、翁同書舊藏本、瞿鏞舊藏本相近，也是無欄格、旁線，不見鮑廷博等人的識語等。但該本仍有與他本相異處，除了有蒙古語書名“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版式也稍有不同（每半葉多一行）。十五卷本系統(tǒng)多數(shù)抄本缺第二三七節(jié)，然而陶紹萊舊藏本不缺，韓泰華舊藏本此處是另裁紙（約半葉之一半）補抄夾入。
韓泰華舊藏本在第八卷第十二葉背面第九行（第一九四節(jié)第三行）后面有大段錯簡。對照孫星衍舊藏本等本（陸心源舊藏本、翁同書舊藏本、瞿鏞舊藏本此處版式相同），可知韓本該葉第九行本應(yīng)為第十行，即該葉葉尾，而韓本的錯簡部分正好相當(dāng)于孫本等本的整個第十四葉，幫助韓本的抄寫者顛倒了底本第十三葉、第十四 葉的順序，也透露出韓本之底本的格式當(dāng)與孫本等本相同。丁丙舊藏本、陶紹萊舊藏本雖與孫星衍舊藏本等本此處版式不同，但并無錯簡。
十五卷本系統(tǒng)多數(shù)抄本在第二七二節(jié)與第二七三節(jié)之間存在大段內(nèi)容的錯植，約相當(dāng)于兩個整葉（第十四卷第十葉背面至第十二葉正面），即誤將第二七二節(jié)的一部分內(nèi)容植入了第二七三節(jié)。另外，諸本之間還存在不少較為明顯的差異，這些特征都為進一步辨清各版本流傳途徑提供了線索和依據(jù)。
本書所收一種刻本是《連筠簃叢書》本，一函一冊。該本仍是十五卷本，但只收有總譯部分。該本底本是張穆一八四一年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后又從韓泰華家借其藏本進行對校，于一八四八年刻入《連筠簃叢書》， 而張穆原抄本已不知所蹤。盡管該本只是個總譯本，但是在一九〇八年觀古堂《元朝秘史》刻本（底本為文廷式抄本，抄自顧廣圻校本，十二卷本）刊行之前，社會上人們能夠廣泛利用到的《元朝秘史》就是這個刻本。這個十五卷總譯本的刊行，擴大了《元朝秘史》的流傳范圍，為更多的人開展研究提供了機會。
一八六六年，世界上第一部外文譯注本《元朝秘史》問世，俄國傳教士巴拉第出版了根據(jù)《連筠簃叢書》刻本完成的《元朝秘史》俄文譯注本《關(guān)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傳說》。正是通過他的譯注本，歐洲人得以接觸和認識到《元朝秘史》，并引發(fā)了歐洲學(xué)者對這一重要文獻的不懈研究。而一八九六年刊行的李文田《元朝秘史注》，也是以這部總譯本刻本為底本的。
當(dāng)前古籍保護及出版工作處于一個非常好的時期，《元朝秘史》的影印出版也趕上了很好的機遇。在《〈元朝秘史〉版本叢刊》（第二編）即將出版發(fā)行之際，向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以及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湖北省博物館和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xué)圖書館等協(xié)作單位及相關(guān)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向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民族事務(wù)委員會少數(shù)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烏 蘭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