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父輩那里繼承了對理查德·瓦格納的熱愛。我生長在一個當時算是條件不錯的普通市民家庭?！皸l件不錯”不僅是指圣誕節(jié)的時候家里會有牛至葉調(diào)味的烤鵝，更意味著家庭給了我很好的照料和管教，為我的未來提供了可靠而穩(wěn)定的基礎(chǔ)。我享受也確實需要這樣的家庭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教育在條件不錯的市民家庭意味著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有音樂相伴—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克納的音樂。就我而言，伴我成長的是理查德·瓦格納。
音樂對我來說就像桌上的食物和夏天在施拉赫騰湖（Schlachtensee）里游泳一樣，從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赫的清唱劇、布魯克納的交響曲、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鳴曲、藝術(shù)歌曲、室內(nèi)樂、歌劇詠嘆調(diào)等，從一開始就通過我家收藏的大量唱片、收音機里播出的音樂會和鋼琴來到我的耳邊。其中重要的途徑是鋼琴—我父母都彈得一手好琴。因為他們，我先學會了唱歌，然后才是說話。我母親曾在她的日記中提起，在我大約一歲的時候，她有一次碰巧聽到我在臨睡前哼唱她剛剛給我唱過的搖籃曲—當然沒有唱歌詞。我母親謹慎地寫道：“看來還有些音樂天賦?！?p/>
我們?nèi)叶紵釔垡魳贰Ｎ业母赣H有固定音高（并遺傳給了我）。從他的父親—我的祖父開始，我們家就有很多與音樂有關(guān)的故事。我的祖父是糕點師，經(jīng)營著一家糖果店，從萊比錫搬到柏林后很快就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在次世界大戰(zhàn)時，他被征召進菩提樹下大街歌劇院（Hofoper Unter den Linden）擔任布景搬運工，當時劇院的藝術(shù)總監(jiān)是理查德·施特勞斯。工作完成后，其他的舞美工人都回家了，我的祖父還站在走廊上陶醉在音樂中?！都~倫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是他喜愛的歌劇之一，這一點也通過我父親傳給了我。但是我用了很長時間才喜歡上它。起初，十二三歲的時候，我覺得第三幕無聊得要死：這些節(jié)日草坪上的繁文縟節(jié)真煩人，還有愚蠢的名歌手沒完沒了地唱！我這樣的想法讓父親很生氣。可惜他在我二十六歲時就去世了，沒能看到后來我對瓦格納這的一部喜歌劇產(chǎn)生了特別的熱愛。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杜塞爾多夫指揮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的《被出賣的新娘》（Verkaufte Braut）。至今我還保留著我父親學琴時用的一架老博蘭斯勒（Blüthner）鋼琴，這架鋼琴背后有著跌宕起伏的歷史。
幸運的是，我的音樂才能很早就被發(fā)現(xiàn)。我上鋼琴和小提琴課，也聽了很多音樂會。我父母有柏林愛樂樂團的季票，至今我還記得鄰座同情地拍拍我說道：“這可憐的孩子又得耐心地坐在這兒！”我一定是現(xiàn)場的小孩，人們不明白一個小臉通紅的五歲男孩怎么能滿心期待地坐在椅子邊上傾聽樂團演奏的貝多芬。但我就是想要坐在那里。我不想和我的東普魯士保姆一起待在家里，我想聽管弦樂。音樂的閃爍色彩，音樂的潮起潮落，讓人迷失自我又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順便說一句，無論是誰站在指揮臺上，我當時都覺得那是一個相當可笑的人物。這是一個什么角色？我想知道他為什么握緊拳頭，像犯了病似的手舞足蹈。在看到卡拉揚以后，我才逐漸意識到指揮可以與整場音樂會有機形成一體，甚至很美。
從一開始我就喜愛盛大的音樂勝過拘謹簡約的音樂。我想要大編制的樂團，完整的管弦樂音響。至今我都沒有聽夠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中的極強段落。同樣，我一直對慢樂章更加著迷，喜愛它們勝過那些快速活潑的段落。我想，快很容易，誰都能指揮。慢的部分才是難點，因為慢的部分需要你用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色彩和細節(jié)來填充。正因為如此，我從練小提琴轉(zhuǎn)到練中提琴只是時間問題，中提琴的音色更加溫暖幽暗，有著天鵝絨般的特質(zhì)。同樣，我也想從鋼琴轉(zhuǎn)到管風琴。圣誕前夜，我們通常去柏林漢莎區(qū)（Hansa-viertel）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紀念教堂（Kaiser-Friedrich-Gedachtnis-Kirche）聽管風琴彌撒。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z）演奏巴赫的《鍵盤練習曲》（Clavierübung）第三卷，從美妙的降E大調(diào)前奏曲開始，然后是象征圣父、圣子、圣靈的三聲部賦格。管風琴轟鳴的聲音讓我覺得非常幸福，這才是圣誕節(jié)的感覺。在我看來，巴赫是一個巨大的寶藏，他紀念碑一般的內(nèi)在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十一歲的時候，我曾偷偷地嘗試自學管風琴。具體地說，是施拉赫騰湖圣約翰教堂（Johaneskirche）的管理員幫我打開教堂門，讓我在他們的管風琴上練習眾贊歌前奏曲—當然沒有彈奏成功。管風琴鍵盤不同，踏板不同，需要手腳協(xié)調(diào)，我哪一樣都搞不定。不過，我確實注意到，演奏管風琴時在鍵盤上的指法不能和演奏鋼琴時一樣。后正是這一點泄露了我的秘密。我的鋼琴老師，柏林愛樂樂團的長笛手弗里茨·德姆勒（Fritz Demmler）的太太，對我的鋼琴演奏技巧越來越不滿意。有一天，她突然叫了起來：“你該不是在彈管風琴吧？”我的管風琴演奏生涯就這樣結(jié)束了。我的父母非常堅決地禁止我再彈管風琴，我不得不為我對音色的無限幻想尋找一個新的出口。我很快就找到了：管弦樂團，其實它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我還發(fā)現(xiàn)了我想要成為指揮的愿望，發(fā)現(xiàn)了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我也不知道我是先發(fā)現(xiàn)了瓦格納的音樂還是先發(fā)現(xiàn)了成為指揮的愿望，在我的記憶中，它們是密切相關(guān)的。直到今天，只要談到瓦格納樂隊—如果我們確實要談?wù)撏吒窦{樂隊的話，我就會想到管風琴
的音栓。
在音樂上沒有人要求我的成績，也沒有人鼓勵我。我的祖母總是說：“出去吧，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這天氣多可愛啊！”可是我對可愛的天氣不感興趣，我就是想要練琴，一直練到晚上六點。只是因為戶外有太陽照耀我就應(yīng)該停止練琴？這簡直荒唐。我的太陽、我的幸福和我的滿足都在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Wohltemperiertes Klavier）里面。我感覺這才是我的道路。對于我來說，從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音樂，我也從來沒有過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愿望。
如果說聆聽瓦格納對我有哪些影響，必須說它使我更加傾向于自我封閉。一方面，我聽了很多瓦格納的音樂：早在1966年，我還非常小的時候，就聽了卡拉揚指揮的《女武神》（Die Walküre）。我次聽《羅恩格林》（Lohengrin）是在柏林德意志歌劇院，維蘭德·瓦格納（Wieland Wagner，1917—1966）的舊制作。有趣的巧合是，我后來作為歌劇指導還排練過這個版本。每次聽完瓦格納的作品我都感覺疲憊不堪。當我聽到奧特魯?shù)潞吞乩傻略凇读_恩格林》第二幕中昏暗的舞臺上高唱 “起來，我恥辱的伴侶！”的時候，雖然還不能完全明白這一段的意義，卻激動得好幾天都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我的家人常常談?wù)撏吒窦{，他們談到瓦格納時所用的獨特語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他們對海頓、威爾第、德彪西的反應(yīng)完全不同，我父母談到瓦格納時總是充滿崇拜和敬畏。他們當然也欣賞海頓和威爾第，但我覺得瓦格納一定有什么特別之處，這讓我充滿好奇。瓦格納被打上了少兒不宜的神秘標簽，這使他吸引力倍增。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他們都對我說：“你聽《特里斯坦》（Tristan）還太年輕，我們過些日子再給你聽《帕西法爾》（Pasifal）?！碑斘沂臍q終于聽到這兩部歌劇時，整個人都驚呆了。就好像我一直是在真空中長大，而這個虛空只能等待著由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不斷填補。
我被瓦格納作品的氣氛、音樂的色彩、配器深深吸引。但重要的是，被音樂淹沒并用音樂淹沒他人的想法攫住了我。我很快明白了，我想積極參與這個游戲。所以我決定成為一名指揮，像卡拉揚那樣的指揮。我曾經(jīng)在家里把總譜放在膝蓋上，一遍又一遍聆聽我所喜愛的《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Die Ring des Nibelungen）—卡拉揚60年代后期在達勒姆耶穌基督教堂（Dahlemer Jesus-Christus-Kirche）錄制的版本，由光芒四射的托馬斯·斯圖爾特（Thomas Stewart，1928—2006）演唱沃坦，雷吉納·克萊斯賓（Régine Crespin，1927—2007）演唱布倫希爾德。一個聲音遠遠地呼喚我：“走出去呼吸些新鮮空氣，這樣可愛的天氣！”不，我想，別管我。可愛的天氣怎么能與《眾神的黃昏》（G.tterd.mmerung）里齊格弗里德的萊茵之旅相提并論？
瓦格納徹底地征服了我。我明白了：就是這樣，這是我必須做的。這時候我也意識到我的父母是徹頭徹尾的瓦格納迷。事實上，我的青春期是完全被瓦格納愛好者所包圍的—至少在回憶這個時期的時候，我不記得還有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話題。這些瓦格納迷中包括我高中時的音樂老師：當談到拜羅伊特音樂節(jié)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他年輕時曾經(jīng)為了看彩排從盥洗室的窗戶爬進節(jié)日劇院。后來我曾試圖尋找過這扇窗戶而不得，但是這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因為節(jié)日劇院總是有好多在建工程。而且我立即理解了我們的老師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進入節(jié)日劇院的熱情。
想成為一名指揮家的愿望主宰了我的青春期。正因為如此，我從未真正有過青少年反叛期，我太忙了，也沒有覺得我生命中缺少了很多東西。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音樂：練習鋼琴和中提琴，學譜，觀看音樂會和歌劇演出。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曾覺得自己忽視了“真正的”生活。人們經(jīng)常說，青春期必須通過反抗權(quán)威來表達自己，試圖打亂既定的秩序，只是為了反叛而反叛。這種說法不符合我自己的經(jīng)歷。至少我和設(shè)路障的暴徒不屬同一個類型的反叛。我不想把空房子當據(jù)點，或者衣衫襤褸地在街道上閑逛。與我大多數(shù)的同學不同，我不踢足球也不聽披頭士。我沉浸其中的音樂似乎離現(xiàn)實非常遙遠，卻為我開辟了另一個世界。對我來說，遠離社會規(guī)范已經(jīng)足夠反叛。
回想起來，那時候真是有些偏執(zhí)。20世紀60年代末，半個柏林都在呼吁革命，而我在齊倫多爾夫（Zehlendorf）的迷人郊區(qū)渾然不覺，繼續(xù)乖乖地上我的鋼琴課。在“議會外反對派”（群眾性的政治對抗左派，也稱APO）、“緊急狀態(tài)法”和攻擊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1969）學術(shù)觀點（例如，女大學生大膽地赤裸上身以示抗議）的黃金時代，我還是個孩子，我的父母當然不會在晚餐桌上討論這樣的事件。同樣，我們這一代人學會了（或者至少應(yīng)該學會）憎恨德國的一切，當然也包括音樂，尤其是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我先是憑直覺本能地捍衛(wèi)自己，然后開始有意識地反對這種所謂的政治正確。丹尼爾·巴倫博伊姆說過，政治上正確的人不愿意獨立思考，在這點上我同意他的說法，在其他方面我與巴倫博伊姆也觀點相近。我對政治正確過敏，不是因為我父母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們確實是保守派），也不是因為我持不同政見（我得先有個政見才談得上不同）。我抗拒政治正確是因為它意味著要奪走我內(nèi)心某些我堅決不肯放棄的東西。因此，我的心還是聽從了偶像的召喚。
我在學校的人際關(guān)系注定不太成功。我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的天賦也有些不同尋常，容易給人以傲慢的印象。有些人認為我是某種奇怪而美妙的生物，另一些人認為我是一個局外人，糟糕的是，我對這兩種看法都根本不在乎。我不得不習慣常常聽到這樣的話，“你和你的傻巴赫”。我應(yīng)該回敬“你和你的傻足球”嗎？我從來沒有真正想過其他的男孩子都在做什么或者他們怎么看我。我并不完全孤單，學校也有其他人演奏樂器，包括大提琴、小提琴、小號等。當流行樂迷問我們正在演奏哪首“歌”的時候，我們就一起大笑。學校也有其他的歌劇迷，我們五六個人經(jīng)常一起去看歌劇，有時去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德意志歌劇院，有時也去東柏林菩提樹下大街的國家歌劇院。這意味著，雖然我們很晚才能睡覺，第二天還是要很早起床學習法語。下午我得做功課，還得練習我的兩種樂器。這些都不是問題，我知道自己為什么這樣做。不過，我在學校并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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