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全國大中城市開書店，曾是20世紀90年代三聯(lián)人的夢想之一。這夢想來自民國時期三聯(lián)書店曾在七十多個城市開書店的繁華往事。正如《讀書》來自1934年創(chuàng)刊的《讀書生活》半月刊、《三聯(lián)生活周刊》來自1926年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一樣，開辦三聯(lián)書店分銷店也是繼承和復活老三聯(lián)精神之舉。我與白峰相識，就是在三聯(lián)書店濟南分銷店。他是書店經理，妻子劉瑩是他的幫手，還有幾個趣味相投的員工。
三聯(lián)在全國辦了十幾家分銷店，品味純正，每家店都成為當?shù)刈x書人的精神家園。三聯(lián)主管發(fā)行并兼任北京三聯(lián)韜奮圖書中心總經理的楊進，堪稱分銷店的總頭。每當舉辦全國書市，這些分銷店經理總要借機聚會。我與楊進要好，常常廁身其間。白峰在這些經理中是比較特殊的，瘦而高，長相年少，但性格內斂，不茍言笑，事事認真，說話一板一眼，有點夫子味道，看不出一點商氣。他最與人不同之處在于：他是一位蟋蟀迷，非常投入。家里專修了地下室，數(shù)十（也許上百？）個蛐蛐罐擺放有序。有段時間，書店業(yè)務不景氣，大家戲說他玩物喪志。我是見過他的蛐蛐罐陣容的，但懵懵懂懂，沒太深印象。未想他鍥而不舍，居然幾十年過去，仍在孜孜矻矻此事。這體現(xiàn)了他的個性。他是一位個性很強、恒心十足、內方外圓的人。大家都喜歡他。
過去時代的男孩子，幾乎沒有不玩蛐蛐的。我小時在青島，常去逮蛐蛐的“寶地”——萬國公墓。都是外國人的墳墓，“文革”興起，被挖掘了，石碑東倒西歪，縫隙里有蛐蛐。逮蛐蛐須在夜晚，到墓地終有些怕，但不知怎的，那樂趣似乎恰恰由于這個“怕”而加深了。當然，最大的樂趣在第二天一早，小伙伴們帶新得的蛐蛐相斗。若自家有個個兒大的，厲害的，得勝后回家，寶貝得不得了，挑最好的罐，喂最好的食（大米、辣椒、餅干面包渣），一天不知要看多少遍……后來我寫了一篇作文《蟋蟀的故事》，就是紀念我養(yǎng)過的一只“大黃牙”。養(yǎng)到冬天，它的腿都朽落了，我把它連罐一起埋在院子里梨樹下。
2000年秋，白峰約我到柏良先生家。是濟南蛩家聚會。從小至今，我唯一一次見到什么是真正的斗蟋。印象中，那些參斗的蛐蛐，絕不亂奔亂跳，反而神態(tài)自若，打斗時不吭氣兒，得勝也不死追猛打，叫聲矜持，似有君子風度，與我小時所玩絕不類同。柏良先生客氣，題贈我一本他的著作《秋戰(zhàn)韜略——魯蟲的相選、調養(yǎng)、訓斗》。翻閱得知，小小蟋蟀、民間玩事，學問大了。我兒時所玩、所養(yǎng)，與專業(yè)斗蟋真乃天壤之別！我與白峰同有讀閑書嗜好，多年來搜求了不少雜七雜八的書籍。其中蟋蟀的書，存有四種，除了柏良先生所贈，還有孟昭連輯注的《蟋蟀秘譜》，邊文華、楊平主編的《蟋蟀圖譜》，以及王世襄先生纂輯的《蟋蟀譜集成》?？墒嵌嘉春煤醚凶x。
2002年我調到三聯(lián)書店工作，與白峰有了“同事”關系。王世襄先生是范用先生的好友、三聯(lián)作者中的“自家人”，我曾幾次拜訪。聽袁荃猷先生繪聲繪色講王先生如何逛獾，如何打鷹，如何養(yǎng)蟲，聽得心里直癢癢。后來策劃“中學圖書館文庫”，我就想著把王先生寫的這方面的文章編成一本，最適合中學生。2009年得以如愿，選文二十二篇，起名《京華憶往》。遺憾的是，書剛付印，王先生離世（袁先生早在2003年秋去世），于是換封面，改為紀念版發(fā)行。其中《秋蟲篇》原名《秋蟲六憶》，曾作為附錄收入《蟋蟀譜集成》，內容是王先生回憶20世紀30年代北京玩蛐蛐的一些情況。
關于本書的撰寫因緣，白峰在跋里說，始于二十年前與王世襄先生相識。最近幾年，他先是與柏良先生合編《中華蛩家斗蟋精要》，又遵王先生生前所囑，完成《蟋蟀古譜評注》，再著《解讀蟋蟀》，直至這部《斗蟋小史》——稍思可見，他是由古至今，由史料輯注到要義深研，再到梳理成史，其治學邏輯是謹嚴的，其寫作方法是持恒連貫的。中國斗蟋起碼已越千年，但迄今未見一部斗蟋史著作。說不巧也巧，這個因緣就落到白峰頭上了。因緣就是因緣。以我寡聞，很難再找到像白峰這樣合適的作者：既多讀書，人文素養(yǎng)深厚；又擅文字，勤于動筆；更是位秋戰(zhàn)高手，所養(yǎng)蟋蟀的出將率令“老玩家”刮目相看，而且曾與王世襄先生多有交往。我打心里歡喜老友白峰完成春秋之作，相信蟋蟀研究會更上層樓，也欣慰王世襄先生玩出的文化、玩出的學問后繼有人，后繼有書……
汪家明
2017年6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