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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柏拉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述，《法律篇》向來被視作柏拉圖從天上城邦走向地上城邦、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制度的主要轉(zhuǎn)變之作，奠定了后世追尋和探討法治奧義的框架基石。

而本書是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學科組織歷屆博士研究生研究柏拉圖《法律篇》的成果之一。導師和學生從經(jīng)典文本出發(fā)，并盡可能結(jié)合既有的古希臘歷史研究成果以及對柏拉圖的著疏成果，來進行對《法律篇》的“耕讀”或“犁典”。這樣的努力在中國學界之前還未有過。

付子堂，1965年生，法學教授，法理學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及重慶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研究方向為現(xiàn)代法理學、法律社會學等，著有《法律功能論》等，主編高等學校法學核心課程教材《法理學初階》《法理學進階》《法理學高階》。

目 錄

引 論

第一卷 何者非法

第二卷 教育的重審

第三卷 以史為鑒 

第四卷 法律與城邦

第五卷 立邦之本 

第六卷 政治制度與政制關(guān)系 

第七卷 法律與教育 

第八卷 人性與美德 

第九卷 罪與罰 

第十卷 法律的神圣根基 

第十一卷 公民交往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

第十二卷 公法及政體

附 錄 《伊庇諾米篇》：順承法義 通達智慧 

后 記 

序Ⅰ 緣何經(jīng)典？

胡興建

經(jīng)典何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在其《為什么讀經(jīng)典》一文中說：“經(jīng)典作品是一些產(chǎn)生某些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笨梢姡?jīng)典之為經(jīng)典在于它所表達的內(nèi)容與“我”之間的關(guān)系，而“我”對經(jīng)典的需求在于自身的處境。

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的開篇曾對人的生存處境作了一個精妙的比喻。他說，讓我們想象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長長和洞穴樣寬的通道通向外面光明之地。人們從小就住在這個洞穴里，頭頸和腿腳都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zhuǎn)頭，只能向前看著洞穴后壁。讓我們再想象在他們背后遠處高些的地方有東西燃燒著發(fā)出火光。在火光和這些被囚禁者之間筑有一道矮墻。矮墻的作用像傀儡戲演員在自己和觀眾之間設的一道屏障，他們把木偶舉到屏障上頭去表演。人始終被捆綁著，因此人只能看見后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人就會將自己所看到的影子當作真實的事物。

如何才能走出虛幻，看清真實？只有打破捆綁自己的鎖鏈，轉(zhuǎn)身，并沿著崎嶇的洞穴之路不斷往上，才能最終走出洞穴，來到陽光之下。陽光既明且澈，在它之下審視，一切將變得真確而切實。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就生活在一個獨特的群體中，在歷史的過程中這個群體已經(jīng)形成了一整套偏見，這些將深深地影響著群體成員的思想，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思想。這些偏見如鎖鏈一般捆著他們，在偏見下觀察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二者之間的區(qū)別猶如物體和它的影子。幻影世界中，人將迷失自己。然而人之為人在于自主，在于選擇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德爾斐神廟中的那句箴言，“認識你自己”。

實際上，這也是身處歷史長河中的人性所必然面臨的命運。盧梭曾將人性比喻成立于海邊的格洛巨斯石像，由于時間、海洋和暴風雨的侵蝕，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兇殘的野獸一樣。人類在社會的環(huán)境中，由于繼續(xù)發(fā)生的千百種原因；由于獲得了無數(shù)的知識和謬見；由于身體組織上所發(fā)生的變化；由于情欲的不斷激蕩等等，它的靈魂已經(jīng)變了質(zhì)，甚至可以說靈魂的樣子，早已改變到幾乎不可認識的程度。

那么，何以破除偏見？如何才能夠扒開歷史所覆蓋在人性之上的沉渣看到本真的人呢？僅憑當下環(huán)境中所接受的常識遠遠不夠，它們甚至還會將我們導向更加固執(zhí)的地步。此時，我們需借助那些巨人的肩膀，他們眼光高遠，見識深刻。借助其眼光，才能深入認識周遭的繁復世界。憑借其力量，才能有力抵抗頑固的習俗偏見。唯此，轉(zhuǎn)身、向上才得以可能。雖然巨人已遠去，但他們?yōu)槲覀兞粝卵赞o，傳下著述，是謂經(jīng)典。其眼光和見識就蘊藏其間，只有親躬于字里行間，聆聽其教誨，才能真正提升自己。

不過，需要強調(diào)的是，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情況或許還要復雜一些。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在論及柏拉圖所作的“洞穴”比喻時曾指出，對于柏拉圖來說，那個時代，人要認識真理只要從“洞穴”中走出來即可，但對于現(xiàn)代人而言，情況并沒有這么簡單，因為林林總總的現(xiàn)代思想已經(jīng)構(gòu)筑起了另外一個洞穴，因而人要走到陽光之下得先從那個現(xiàn)代洞穴走到原初洞穴。當然，有人會說，這只是西方思想家就西方文化對西方人做的論述，并不適用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在“中西碰撞”之前，這種判斷或許是對的，但在“中西碰撞”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后，情況就不一樣了，有學者曾論證道：“并沒有與歐美的現(xiàn)代性絕然不同的中國的現(xiàn)代性，盡管中國的現(xiàn)代性具有歷史的具體性?！?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說法，用以解釋文明的起源。他指出，“軸心時代”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這樣一個時段。發(fā)生的地區(qū)大概是北緯三十度上下，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同的民族同時產(chǎn)生了他們的精神領(lǐng)袖和精神導師。比如說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以色列的猶太先知，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等等。這些人用他們的思想奠定了各民族文明的基本形態(tài)。此后，不管文明怎么發(fā)展，都沒有從根本上推翻這些基本的形態(tài)。與其他文明圈不同，由孔子所塑造的華夏禮制直到近代都沒有受到致命的挑戰(zhàn)，一直處于穩(wěn)定發(fā)展的狀態(tài)。然而，1840年起，西方列強用槍炮敲開了我們的國門，更為嚴峻的是，他們帶來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我們的傳統(tǒng)所奉行的理念和制度。中國天朝上國的思想徹底被敲碎，此即上文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此，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開眼看世界”，認真理解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制度，尤其是西方的義理制度，以期為我所用。中國社會也開始了現(xiàn)代化的征程。

用柏拉圖“洞穴”的比喻來分析中國，我們發(fā)現(xiàn)，在此世界里，東方和西方的交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混合已然讓“認識我們自己”變得更加困難。從1840年以來，通過翻譯、介紹、研究，我們對西方已有了相當?shù)睦斫猓珡睦斫獾摹百|(zhì)”上來說，還遠遠不夠。如此，從西方思想的源頭開始精讀就變得必要而急迫。

2006年，我考取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專業(yè)攻讀博士學位，有一門課就是經(jīng)典研究，上課的形式就是一字一句讀柏拉圖的《法律篇》。為了方便導師組的導師都能參加，我們的課程安排在晚上。不知道為什么，每次一開始讀書，我都會想到佛羅倫薩的國務秘書馬基雅維里給他朋友寫的信。

馬基雅維里晚年被罷官而為村夫，在鄉(xiāng)下過著貧困的生活，但他仍然堅持思考，每天晚上都過著一種嚴肅而愉快的精神生活。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黃昏時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書齋。在房門口，我脫下了沾滿塵土的白天工作服，換上朝服，整我威儀，進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宮廷?！谒膫€小時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記了一切煩惱，我不怕窮，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p/>

這是部很有學術(shù)份量和思想份量的書稿，一方面是幾代學人面對柏拉圖《法律篇》逐字逐句的領(lǐng)會與論辯，讓讀者對這部經(jīng)典的思想內(nèi)涵有了完全不一樣的領(lǐng)悟；另一方面，這種對思想經(jīng)典深入文本的精讀和細讀方式，開了中國學術(shù)教育風氣之先，值得大力倡導與推廣。

到底柏拉圖的哲學應該怎樣來看，是不是有個青年柏拉圖、中年柏拉圖、老年柏拉圖，或者說他的哲學有一個轉(zhuǎn)變，甚至說從他中期的《理想國》轉(zhuǎn)向晚期的《法律篇》的思想。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早期柏拉圖、中期柏拉圖、晚期柏拉圖，那么可能柏拉圖的思想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我認為他的思想有一個內(nèi)在的轉(zhuǎn)變的過程，如果承認存在這個過程，那么從《理想國》到《法律篇》的轉(zhuǎn)變可能就歸結(jié)為一個時間的問題。比如說柏拉圖確實發(fā)現(xiàn)他中期的理論——相論出現(xiàn)了問題，或說他對他的哲人王的問題產(chǎn)生了質(zhì)疑，如果我們承認柏拉圖的思想是有分期的話，那么我們在《法律篇》里面可能會得出一些不同的結(jié)論。但是如果我們認為柏拉圖的思想不存在有分期的問題，柏拉圖寫作的時候，他的對話在不同的時期就表現(xiàn)有不同的風格。從柏拉圖論述的主題去考慮的話，我們在學習他的對話時，《法律篇》的寫作風格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中譯本的導言第25頁，施萊爾馬赫就認為柏拉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的哲學目的，有完整的系統(tǒng)框架，所以他后來寫作對話，先寫哪篇、后寫哪篇，哪篇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表達，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不是說他一邊寫一邊思考。不是像我們，今天看到了羅爾斯的觀點就信仰了自由主義，過兩天接觸到德里達又覺得羅爾斯的觀點有問題，于是開始研究后現(xiàn)代，過個幾年又遇到某某人了。我們的觀點往往處于變化中，因此以后如果要研究我們的思想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但是在柏拉圖這里是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大膽的猜測的，即他的觀點在青年時期就已經(jīng)成熟了。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柏拉圖大概二十八歲，應該算是他的青年時期，而蘇格拉底據(jù)說沒有留下任何的文本，不知道他對柏拉圖的秘密教導到底有多少。到底蘇格拉底對柏拉圖有些什么秘密的教誨，存在一些揣測，但至少蘇格拉底是明確地吩咐柏拉圖在公元前399年，待他一死就要馬上離開雅典，到其他城邦去。為什么蘇格拉底教了這么多學生，卻只給了柏拉圖這個任務或者說臨終的遺囑，為什么他沒有叫色諾芬或者其他學生到處走走呢？在《斐多篇》里，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柏拉圖沒有在他面前，為什么蘇格拉底偏偏要叫柏拉圖在自己死后周游列國并回來開始考慮寫作對話，甚至我們懷疑用對話進行寫作這個行動也是蘇格拉底死前就已經(jīng)叮囑過柏拉圖的。

可能蘇格拉底告訴柏拉圖需要時間，等柏拉圖游歷回來就可以開始行動，我們可以展開這種揣測或想象。那么蘇格拉底之死到底對柏拉圖意味著什么樣的問題？是否在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柏拉圖的思想其實就已經(jīng)成熟了？柏拉圖后來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針對不同的主題，將蘇格拉底已經(jīng)成熟的思想表達出來，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采取了這樣一個途徑，可能對柏拉圖寫作的意圖有一些不同于往常的哲學史研究的理解，當然這個觀點可能比較大膽，不一定有足夠的文本證據(jù)的支持，這是我上學期在跟學生上課的時候想到的，涉及作為立法者的柏拉圖該如何書寫和行動的問題。

在死的時候蘇格拉底是否已經(jīng)意識到希臘的城邦制度氣數(shù)已盡，故希望柏拉圖的書寫召喚一種新的可能性呢？從西方的政治史來看，希臘城邦制度在蘇格拉底死了以后，確實再也沒有成為西方政治制度的主流。盡管在文藝復興時期，像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這樣的城邦曾經(jīng)短暫地復興過城邦制度，但是其精神意向?qū)嵸|(zhì)上與古典的城邦是不同的。羅馬的城邦嚴格說來也不同于古希臘的城邦，它對語言的態(tài)度，對物的態(tài)度，以及對行動、對政治的理解也不同于希臘。因為希臘的城邦制度，可以說到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在實踐上可能已經(jīng)走到盡頭了。當然在語言和思想上，是在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這里終結(jié)的，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最典范地表現(xiàn)了希臘的城邦理論，亦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奏響了希臘城邦的喪鐘。后來亞里士多德教導出來的學生所開創(chuàng)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已經(jīng)在考慮帝國的問題。而帝國的問題在希臘這里也是存在的，只是后來好像沒有落實到行動。

蘇格拉底教導出來的最偉大的學生，除了我們熟知的柏拉圖以外，其實還有一個學生叫阿爾基比亞德。阿爾基比亞德當時鼓動希臘人遠征西西里的時候，其實就面臨了帝國問題。但是當時阿爾基比亞德可能知道希臘的城邦理論并不足以支撐一個帝國，后來看他西西里遠征的失敗，可以歸結(jié)到希臘城邦內(nèi)部的脆弱性和不穩(wěn)定性。為什么談這個問題呢？因為帝國的問題最典型地反映了戰(zhàn)爭問題：一個帝國產(chǎn)生的時候，肯定是戰(zhàn)爭結(jié)束的時候，而一個帝國，就是靠征服或者戰(zhàn)爭建立起來的。因此考慮帝國問題就是將政體問題放到次要的位置，將國家、城邦的一個內(nèi)部問題置于外部問題之下。當我們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強調(diào)了一個城邦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內(nèi)部的問題，而是外部的問題。就比如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里面提到的，他更多討論的是城邦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不是城邦內(nèi)部的問題。后來從討論城邦外部的問題開始，來談控制，來規(guī)定對城邦內(nèi)部問題的探討，這其實是整個現(xiàn)代思想的一個基本精神。

從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開始，一直到后來格勞秀斯討論戰(zhàn)爭與和平法，包括到后來康德論永久和平，還有黑格爾論世界歷史，整個現(xiàn)代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基本精神都是從戰(zhàn)爭這個問題或者國家、城邦的外在性來進行研究的。阿爾基比亞德認為這是一個比內(nèi)在性問題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城邦的外部不能得到解決的話，內(nèi)部建設得再好，這個城邦也是脆弱的。尤其當時為了保證一個好的城邦，就要求這個城邦不能太大，因此很有可能這個小的、好的城邦足以被另一個大的、不講理的城邦毀滅。因此在柏拉圖對話之前，希臘的戰(zhàn)爭問題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外部問題。在此之后，外部問題仍很突出。為什么當時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隨著城邦的衰落反而忽略了對城邦外部問題的探討呢？柏拉圖之前，希臘的精神是由荷馬史詩規(guī)定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主要也是討論戰(zhàn)爭問題。因此在柏拉圖這里，除了考慮哲學的分歧和考慮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死，我覺得還得考慮戰(zhàn)爭問題，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這就涉及柏拉圖的寫作。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柏拉圖為什么要寫作——雖然他的寫作也是很隱諱的，但是他畢竟寫了。他的寫作動機從哪里來，怎么解釋，我個人的體會是應該從城邦的衰落以及城邦需要召喚新的立法者來思考。柏拉圖通過寫作終結(jié)一個時代，或者說為能讀懂他的書的人開創(chuàng)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