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
現(xiàn)在當你們聽到這個節(jié)目的時候，我應該正好在法國的巴黎。
上次去北京參加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感到很充實，所以回來之后，很希望跟聽眾分享一下，作了一個“北京隨想”。我希望這次從巴黎回來之后也能感到同樣的充實，也能跟聽眾們介紹一下我這次的歐洲之行。
法國跟我很有點緣，這留待以后再說?，F(xiàn)在還是繼續(xù)上個星期的北京隨想，就讓我從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說起吧。
那是5月4日，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也是“五四”紀念日。我們同內(nèi)地以外的，包括香港的、臺灣的，還有外國的一些大學校長，以及其他的來賓，被邀請到主席臺上去參加慶典。出來的時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回頭一看，是法國駐中國的大使毛磊（Morel）先生。他跟我在香港見過一次面，吃過一頓飯。其實這次我去法國就是由法國駐香港的總領(lǐng)事代表法國外交部邀請的。毛磊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素養(yǎng)、非常有風度的外交官，所以跟他交往是很愉快的。我跟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兩個人很快就能夠建立起一種相互間的良好氣氛，至少是兩人都覺得很談得來。他問我法文是怎么學的，我就老老實實告訴他了。我現(xiàn)在也想趁這個機會跟各位聽眾交代一下我是怎么學法文的。
我念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公民課，老師要我們假裝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一些代表，假裝是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開會。老師好像也沒有經(jīng)過什么特別挑選就指派我做“法國代表”，要我做一個有關(guān)法國的報告。于是，兩個禮拜之后，我就在課堂的模擬安理會上，穿了一件我母親為我準備的小西裝—就是我父親的舊西裝，把它改小一點，袖子縮短一截—假裝是法國大使，介紹起法國來啦！那時我大概是十一歲，小學五年級。從那以后，我就對法國的東西好像特別感興趣。所以說，有時偶然的因素也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以后在念中學的時候，每次在報上看到什么地方有介紹法國的講座我就去聽。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位法國專家介紹法國的電氣鐵路。當時是1950年代，臺灣的鐵路還是燒煤的，坐完兩個鐘頭的火車，衣領(lǐng)上都是黑的，鼻孔更是黑的。知道法國有電氣鐵路自然很高興了。那時臺灣有一種風氣，功課好的中學男生大都是要學工，臺灣正在大興水利，修水庫，所以土木系特別吃香。我還特別查問了一下，鐵路是不是屬于土木系。人家說是，我就暗地里歡喜，將來說不定我能參加修電氣鐵路，可以到法國去學一學。之所以有那么一點幼稚的幻想，是因為當時臺灣到海外留學的風氣已經(jīng)開始了，雖然高中還沒畢業(yè)，還沒有進大學，已經(jīng)有了去法國留學的念頭。后來讀大學時有選修課，我就把所有的自由選修學分一股腦兒都選修了法文，四學期一共有16個學分。我的法文根基就是那時候奠定的。后來去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基爾大學教書，在那里住了八年。這當然對我的法文大有幫助，是進步最主要的原因。
各位聽眾可能都知道，加拿大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法裔的，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笨俗钪饕某鞘惺敲商乩麪?，我住在蒙特利爾，不可能不接觸到我所喜歡的法國文化和法國語言。麥基爾大學其實是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所大學，它雖坐落在法語地區(qū)，卻是一所英語大學。當然，魁北克跟法國有著千絲萬縷的文化聯(lián)系，它們之間有很多獎勵交流計劃，彼此有科學、文化人員的交流。我當時申請了一項跟巴黎大學醫(yī)學院的教授合作計劃，我們有幾年的時間彼此合作。那段時間，我每年有三四次到法國巴黎大學那位法國教授的實驗室里工作一至兩個星期，他也可以到蒙特利爾我的實驗室來。那幾年時間，我不但對法國的科學技術(shù)了解了不少，而且對法國的人情世故、社會風貌也了解得更深入了，這就是后來我跟很多法國人結(jié)下深厚友誼的原因。
話說回來，法國駐華大使毛磊先生這位文質(zhì)彬彬、很有文化素養(yǎng)的外交官，跟我第一次見面時也喜出望外，因為他來香港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夠跟一些高等教育的負責人，談談如何促進法國和香港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交流。他沒想到，面對的是一個能夠用法文跟他交談，還對法國有了解、對法國文化很喜愛的一個人。這些是閑話，暫且表過不提。現(xiàn)在我請大家先聽一段18世紀的意大利作曲家克萊門蒂寫的三重奏，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三重奏。
剛才我說到，我要再講講本月初我在北京的情況。除了5月4日參加了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外，在頭兩天也參加了一個由北京大學主辦的校長論壇，題目是“面向21世紀的高等教育”。大概有幾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校長參加。我在會上也發(fā)了言，我講的題目是：“教育的現(xiàn)代化與國際化”。當然，我在這里不準備把我那次發(fā)言重復一遍?？傊?，那個發(fā)言是比較文縐縐的，用英文寫的，現(xiàn)在即使我想講出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翻譯過來的。但是，為什么我要提呢？因為我這么多年來一直就對東、西文化交流很感興趣，不論是東方文化（主要是中國的文化）對西歐的影響，或者是更能讓我們經(jīng)常感受到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在那個發(fā)言里，特別提出現(xiàn)代化與國際化的關(guān)系。
自從西方人開始大量到亞洲來以后，尤其是從17世紀起，航運也通了，貿(mào)易更發(fā)達了，西方國家在亞洲開始有了殖民地，也有很多貿(mào)易據(jù)點和很多傳教或文化教育事業(yè)的據(jù)點，所以亞洲社會有被西方社會操控的現(xiàn)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亞洲社會，尤其是文化歷史比較悠久的，比如中國、日本、韓國，還有南亞的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家，它們都感覺到，要想讓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繼續(xù)保存下去，使它們今后和西方社會共存，甚至進一步和它們爭一日之短長的話，他們必須要實行現(xiàn)代化，而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容，第一步就是向歐洲學習。因為不可否認，歐洲人自從文藝復興以來，開創(chuàng)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先進的文明、最齊備的法典制度、最發(fā)達的科學技術(shù)。中國人最先看到的西方的東西當然是軍艦和洋槍洋炮，但是也有人看到洋槍洋炮后面有一套社會制度，有一套思想體系?？傊?，現(xiàn)代化的初步要求就是西化。當然這個問題非常大，我在發(fā)言里不能都一一談到。說起來，一般使用“現(xiàn)代化”這個名詞的社會，其實都不是那么現(xiàn)代化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現(xiàn)代化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很多學生送到歐洲（后來也送到美洲）去受教育。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19世紀，他們送了很多人去歐洲學習，尤其是去英國，所以19世紀中期才有明治維新。在亞洲學生大批到達歐洲之后，同時也經(jīng)過一些到過亞洲的歐洲人回去傳揚，歐洲也受到亞洲文明的一些影響，對亞洲的文明有一些憧憬，或者有人說是美麗的誤解，但也有很多時候是真正接觸到亞洲文明的精髓，并受到影響。所以文化的影響是雙向流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尤其是20世紀末期以來，感覺到從五湖四海來的學生和移民也帶來了一些新的知識，豐富了他們本身的文化。因此，為了面對全球化的經(jīng)濟以及為了增加多元性，他們認識到，一定要國際化。
在現(xiàn)階段，提倡國際化的，多半是一些發(fā)達國家的大學。在今天20世紀末來講，幾乎沒有哪一個發(fā)達國家的大學不是提倡并且致力于國際化的。國際化的一個好處就是讓他們本地的學生能夠跟外國的學生多交往、多交流，同時也是擴大他們本身文化的影響力。你想想看，如果有大批的學生到西歐國家去留學，這些學生將來回到他們本國之后，在思想上、文化上或經(jīng)濟來往上，都會跟那個國家發(fā)生比較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國際化對他們是有利的。但是，說到底，假如影響是相互的話，大家都會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國際化跟現(xiàn)代化到最后，等到亞洲社會跟歐美社會發(fā)展得相接近的時候，現(xiàn)代化就是大家共同的收獲了。用現(xiàn)在流行的說法，就是雙贏了。
然而，亞洲社會發(fā)展到某個程度之后，就不能完全以模仿西方為自己的目標了，而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風格，根據(jù)自己的歷史、社會條件來創(chuàng)造自己新的文明，這個文明當然一部分是從西方學來的，更有一部分應該是奠基于自己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這就是我那個發(fā)言的大致內(nèi)容。
講到文化交流的雙向流，我這次在北京特別高興，偶然知道了我所心儀很久并且可以說是崇仰的一位歐洲人士—16世紀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的會士利瑪竇，他的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對東西文明的交往有興趣。雖然我的工作主要是做生物醫(yī)學工程的教學與研究，可是我的嗜好，或者現(xiàn)在可以說，副業(yè)，就是研究及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利瑪竇這個人，的確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了解并且欽佩的人。他的墓在北京哪里，我還不太清楚，我下次去北京，如果能擠出點時間，我就想去查一查，找一下。
利瑪竇是早期來華的天主教士。那時候是16世紀末葉，西方在中國的據(jù)點就是葡萄牙人所占領(lǐng)的澳門。所以利瑪竇很自然地在1583年先到澳門。他充分認識到，中國已經(jīng)有一個固有的、相當完善、相當發(fā)達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所以，他不是以君臨的姿態(tài)，好像說“我們歐洲人非常優(yōu)越，我來這里就是給你們這些沒有教化的人傳達我們的福音、我們的真理”。相反，他首先是學習漢語，學習中國文字，學習中國的古典文學，穿上當時明朝的儒生的服裝，然后才去傳他的教理。他跟當時中國幾個大臣，特別有名的一個是徐光啟，結(jié)交成好朋友。徐光啟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士大夫，兩人成為好朋友之后，接受了天主教。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時候，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在時下通用的中文里面有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分，一個指舊教，一個指新教，我覺得我們應該像歐美人那樣，一般可以使用廣義的基督教這個詞，就是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宗教組織都叫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及東正教在內(nèi)—那么，利瑪竇做了一個什么重大的決定呢？本來源自于中東的幾個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堅持上帝的獨一性、排他性。除了這個上帝或真主，沒有其他值得崇拜的神。十誡中第一條就是說只能崇拜一個真神。但是，利瑪竇到了中國以后，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xù)拜祖先，繼續(xù)祭孔。因為在中國的文化里面，祭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不讓人祭祖的；同時他也容許教徒祭孔，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要到孔廟里去拜孔夫子的，考試之前更要去拜。由此可見，他對基督教的上帝的唯一性、排他性作出了某種程度的讓步，也因此得到中國士大夫及老百姓的接受。這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開始，也是一個很好的典范。這是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滲透、互相接納的一個結(jié)果。
這位利瑪竇神父，出身貴族，受過良好的教育，除了是一位教士、一位語言學家之外，也是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他曾經(jīng)與徐光啟合作把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教授給當時的一些士大夫；他也曾經(jīng)親自畫過一張當時他所認識的世界地圖，把它獻給明神宗萬歷皇帝。經(jīng)過他的努力，后來陸續(xù)有很多教士來到中國，尤其是耶穌會的神父。耶穌會在16、17、18世紀的時候，是天主教中最有活力、知識最豐富的一支隊伍。各位聽眾可能知道，天主教里面有不同的修會，雖然都是遵從羅馬教皇的，但它們有不同的風格與各自的會規(guī)。從歐洲來的耶穌會的神父，也是如此。這些神父，多半是花了很大工夫?qū)W習，精通中國的古典章籍；他們很大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用淡化上帝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做法，把上帝跟中國古時候的“天”的概念聯(lián)系起來。大家知道，中國人對“天”或“上帝”是從來沒有下過一個很清楚的定義的，隱隱約約知道有這么一個超自然的造物者或者最高的主宰，但是沒有說清楚它是什么樣子的，不像在基督教里把上帝形容得非常仔細。所以利瑪竇與其他耶穌會教士為了贏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和相信，就把中國典籍里固有的詞匯，像“上帝”與“天”和基督教義中的天地創(chuàng)造者和唯一的真神類似等同起來。這造成后來天主教在中國的成功，可是也導致了耶穌會在天主教里受到排斥。這些以后再說?，F(xiàn)在先聽一下18世紀克萊門蒂的另一段三重奏。
這些早期的傳教士，應該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絕好橋梁，他們不但是西學東來的傳播者，也是東學西去的使者。因為他們很多人最后都退休回到歐洲，許多都寫了書，寫了回憶錄，把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感受告訴歐洲人。但這還不是歐洲接受中國文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歐洲在18世紀的時候，產(chǎn)生過一個“中國熱”（Chinoiserie），至少在法國是如此。等一下有時間再講它。我現(xiàn)在想說的是，這個“中國熱”還有點偶然的因素，這就要從利瑪竇等傳教士對中國的固有文化采取一些寬容的態(tài)度說起。
天主教里另外一些傳教士，特別是多明我會士（Dominicans），他們是不贊成這種做法的。他們認為，應該保持宗教的純潔性，把教義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傳出去，不能讓步。因此，他們跟耶穌會有很多爭議。除了信念上、哲理上、教育上的爭論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們的門戶之見與地盤之爭?？傊?，多明我會的人到羅馬天主教廷那里去告了耶穌會一狀。因此，天主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在歐洲的教會里和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論。因為這個爭論的緣故，兩派的人都要爭取支持，所以就寫了很多有關(guān)中國的文章。歐洲那些沒有來過中國的傳教士，甚至不想來中國的、跟中國沒有關(guān)系的人，都有機會看到有關(guān)中國的文章。你可以想象，已經(jīng)學到中國文化的一些耶穌會教士和一些同情他們的人，就會把中國文化寫得很美、很好，把中國的一切都捧到很高，讓歐洲人對中國產(chǎn)生一種崇尚的心理。至于那些反對的人，就常常把中國文化極力貶低，他們把中國社會的落后面—譬如說，小孩生下來，因為家里窮，就把他淹死；甚至在災荒的時候，有吃人肉的情況；一個男人可以納很多妾，女人纏足，等等—把這些東西，宣揚出去。從某一角度看，是他們在爭論如何在中國最有效地傳教，但附帶著也令歐洲人因此知道了中國的面貌。如果那些歐洲人只看一面的話，可能就對中國想得過于理想，過于美好；只看另外一面的話，又覺得中國可能是過于丑惡和過于落后；把兩個加起來的話，他們才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完整和全面的對中國的了解。因此，在17、18世紀的時候，許多知識分子，跟教會沒關(guān)的，甚至他們本身是反對宗教的，比如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對中國文化就非常景仰。伏爾泰對中國歷史很有研究，還把中國的戲劇《趙氏孤兒》用法文改寫，換了一個時間地點，換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歷史背景，并且在巴黎上演，歷久不衰。這也是法國“中國熱”的一個表現(xiàn)。
當然，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來往動機是貿(mào)易，還不是傳教。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能是貿(mào)易的附屬品，或者是衍生物。西方人最早是希望得到中國的絲和瓷器。講到絲，我要隨想一下，講到絲路了?，F(xiàn)在我們沒有人不知道絲路的，這絲路到底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呢？應該說是在漢朝。大家知道，中國西漢的時候，張騫通西域，從長安到了今天阿富汗一帶，把中國的文化器物帶了過去，也從那里帶回一些當?shù)氐臇|西，包括駿馬等等。有人說，張騫通西域的一個原因是漢武帝想要得到那里的好馬。從那以后，中國的一些從春秋時代或是從周朝一開始就有的很好的絲織品漸漸地傳到了中亞、西亞，也到了歐洲，就是羅馬帝國。正式的絲路的存在，我想是東漢以后。這里要交代一句，我想張騫應該是公元前一百多年左右，班超是公元后七十多年左右，他們兩人中間相距了二百年。班超是投筆從戎的一個勇士，帶了三十六個人就到西域很多小國去了，征服了很多地方，播揚了大漢的聲威。他到的地方最遠的是波斯（安息）和可能是今天的敘利亞那一帶。他曾經(jīng)派過一個叫做甘英的部下再往西行。甘英到了一個海邊，他想坐船過去，繼續(xù)往西行?？墒钱?shù)厝烁嬖V他說：這個海，你坐帆船過去，順風的話，要三個月，不順風的話要兩年才過得去，所以你船上要準備至少兩年半到三年的糧食?？墒?，雖然有糧食，但是時間太長很多人想家想得太難過，都會病死的。甘英給他這么一說就放棄了，沒有過這個海。他回來之后敘述了這段故事?，F(xiàn)在我們用今天的地理眼光來看，到底那個海是什么海呢？有一派人說，那是波斯灣，因為他經(jīng)過的地方，到了一個快要到大秦（即羅馬帝國）的地方，叫條支，條支就是今天的敘利亞。也有人認為大秦就是今天的意大利的羅馬，而不是指的羅馬帝國東邊的領(lǐng)土。假如是指羅馬這個城的話，那么他到的海岸就是地中海的東岸，可能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帶，又在敘利亞之西了。所以不論怎么說，絲路的開通以及中國人最早到今天的中東去的可能是甘英。張騫沒走那么遠，張騫只到了中亞細亞就停下來了。
絲路打通后，當然雙方都有往還。真正有證明的，真真正正到了地中海的是唐朝的杜環(huán)，他回來寫了一本書叫《經(jīng)行記》。他大概是在第8世紀中葉、公元750年左右，跟著唐朝的安西節(jié)度使高仙芝，和阿拉伯的軍隊打仗。阿拉伯的軍隊是非常勇猛的，在中國盛唐的時候，也正好是阿拉伯的新興伊斯蘭教勢力最興旺的時候，把整個的西亞都占領(lǐng)了。阿拉伯向東滅了波斯，向西滅了埃及，征服了整個的北非，接著打到了葡萄牙、西班牙，還到了法國的中南部一帶。就在那個時候，安西節(jié)度使高仙芝為了當?shù)匾粋€政治情況，跑到今天的波斯一帶，跟阿拉伯軍隊打了一仗，沒打贏，這位杜環(huán)先生被俘虜了。俘虜之后被帶到西邊到了大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那一帶，從那里他又到了地中海邊。然后用十年工夫回到中國。那時阿拉伯人已經(jīng)向南亞擴張，所以他隨阿拉伯人向南航海，沿著紅海下來，可能到了也門，從也門那里坐船回到中國廣州，寫了《經(jīng)行記》。他說，他在大食看到很多中國人，都是工匠，想來是被俘虜去的。他說那些工匠在大食做了很多工藝品，阿拉伯人可能很愿意有這些人，每次他們抓到俘虜，有本事的人就不殺，帶回去派用場。
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及拔都西征，把中西的通道都打開了。元朝因為繼承了宋朝，它把宋朝時發(fā)明的火藥、火炮學到了，因此已經(jīng)開始用槍了。用槍后，元朝的士兵能夠輕裝前進，可以走得更快更遠。所以元朝的蒙古人的軍隊遠征到歐洲，一直打到多瑙河邊。從那以后，東西路上交通就通了，也有些歐洲人東來，其中出了名的一個威尼斯人叫馬可•波羅（Marco Polo）。現(xiàn)在有人懷疑，究竟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無論他說的是否真實，在元朝的時候，有一件事情是中國跟歐洲交通史上真真正正、有憑有據(jù)的：忽必烈在北京或說是大都做皇帝的時候，蒙古已經(jīng)建立了幾個汗國，一個在波斯叫伊兒汗國。1289年伊兒汗國的可汗給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一封信，建議兩國同盟。那封信是一半用蒙古文，一半用維吾爾文寫的，上面并且蓋了方方正正的大印，是從北京皇帝那里得來的玉璽，有“國泰民安”四個字。伊兒汗國的可汗聽說法國和歐洲人的十字軍正在行軍東征，想要往東打到大馬士革。在波斯已經(jīng)建立政權(quán)的蒙古人就說，我想跟你合作，我從東邊往西去，你從西邊往東來，我們一塊兒把當時被埃及一個將領(lǐng)占領(lǐng)的大馬士革拿下來平分。這封信的原本存在法國的國家檔案局，曾經(jīng)拿到香港來展覽過，中法之間最早的交通就是這封信。
上面我講到利瑪竇以及天主教傳教的事情，又講到絲路，從西漢張騫講到伊兒汗國，都是說明中西交流的一些過程?，F(xiàn)在我請各位跟我一起欣賞另外一小段三重奏，也是克萊門蒂寫的。
剛才我隨想到中國跟歐洲，尤其是跟法國的一些交流。大家知道，文化本來就有精神和物質(zhì)的兩個層面，所以從事交流的人基本上也有兩種人：一種是商人，他們販賣貨物，是物質(zhì)交流；另一種是文化人，思想界或宗教界的人士。兩種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都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剛才特別講到絲路，中國的絲綢、瓷器，至少是從陸路，也就是絲路到了波斯及阿拉伯，然后再到歐洲。后來海路發(fā)現(xiàn)了，當然海路的運輸方便得多，貨物的流通量就更大了，于是大量的漆器、扇子、茶葉、屏風等很精巧、很細致的中國手工藝品都到了歐洲。所以18世紀歐洲的皇室、貴族、富商等等，他們收藏、彼此送禮，常常都是用這些很精細的中國工藝品。因此，中國文化就越來越傳開了。本來法國人就很喜歡藝術(shù)，很喜歡精致小巧的藝術(shù)品，中國的東西正合了他們的胃口，加上他們從書報上、雜志上了解到中國的社會情況，使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向往，所以中國文化在法國的確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另外有些在中國的傳教士，他們把中國的庭園建筑介紹給法國，中國的庭園有假山、曲徑、小溪和各種各樣的亭臺樓閣，跟法國公園那些幾何圖形，顯得截然不同。所以很多法國建筑師在他們的設(shè)計里都加了一部分，叫“中國角”，甚至一套屋子里也會有個“中國室”，這是“中國熱”的一種表現(xiàn)，也叫“漢風”。
中國和法國交流最順暢的一段時間，剛好是在兩個國家都被一個很強的君主統(tǒng)治了六十多年的時候。在法國是路易十四，他曾經(jīng)說過：“朕即國家?！彼呛軓姷膰?，前后在位六十多年。中國清朝的康熙也是在位六十多年，兩個人同一個時期統(tǒng)治各自的國家。在歷史上巧合的事的確很多。以后到了乾隆，他也很喜歡西方文化，他請了一個意大利人叫郎世寧（Castiglione）和一個法國人叫蔣友仁（Benoist），在圓明園內(nèi)加建了一座西式的宮殿和西式花園。現(xiàn)在圓明園還能參觀，可是已經(jīng)是斷垣殘壁，被火燒得面目全非了。聽眾們可能已經(jīng)知道，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入北京，掠劫一空，把圓明園里的東西都搶走了。為了掩飾他們的罪證，那些軍人喪心病狂地把中西文化的結(jié)晶、乾隆皇帝心愛的圓明園，一把火燒掉了。這把火，象征著歐洲到了19世紀中葉，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帝國主義，它的文化雖然發(fā)達，它的科技雖然進步，但它是侵略性的，是掠奪性的；也說明到了19世紀中葉，中國文化已經(jīng)處在一個停頓落后的挨打局面。所以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一百年來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對等的。到了20世紀末期，我想，在中國和法國之間的交流，應該是比較趨向?qū)Φ?、公平和互惠的了，也正是抱著這樣的一種心情，我欣然接受了法國政府的邀請，帶領(lǐng)我們城市大學的幾位同事訪問法國一個星期。我們希望，香港的文化科技事業(yè)，特別是城市大學的科研事業(yè)跟法國的一些高等教育學府，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這就是今天你們聽收音機的時候我正在法國的原因。
各位聽眾，兩個星期以后，也許我們可以談一談我在法國的這次訪問。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