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是五代社會動亂的亂源嗎？
與南方諸國相比，北方的五代(梁、唐、晉、漢、周)一直被學人認定是亂世，而主要的亂源是武人。無可否認，這是真相，但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要發(fā)掘更多甚至更重要的真相，理應利用墓志碑銘，一則因為它們是許多國史傳記的前身，二則它們對墓主家人、仕歷和婚姻的記載，遠多于正史。不難發(fā)現(xiàn)，不少在朝廷或在地方上足以致亂或致治的武人，憑著武功起家之后，他們的家人和后代都兼學文武，有些學習文事，有些學習武功，有些兼習兩者。他們也兼仕文武，有些是文官，有些是武官，有些先后兼任。有時他們也兼治文武，有些在文事有治績，有些在軍事，有些兼得魚與熊掌。當然，他們也文武通婚，與文人氣味相投和利益一致。兩個問題油然而生：其一，武人在五代和宋初的歷史角色和地位，是否必須重估？甚至連宋代在歷史分期如“唐宋變革”的角色也要重估。其二，利用墓志碑銘作為論據(jù)，應如何克服“隱惡揚善”“以虛為實”或“這些不過是墓志題中應有之義”的疑慮？
對五代武人，三位專門研究軍政的老、中、青學人的觀點如下：
王賡武(Wang Gungwu)的名著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及其中文版《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至少經(jīng)過編者注：腳注中若出現(xiàn)相同的參考文獻，只在首次出現(xiàn)時標明詳細版本信息，再次出現(xiàn)時，省略出版地、出版社與出版年；常見的史料，作者亦省略，比如《宋史》《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等。補充說明性質的腳注中若出現(xiàn)參考文獻，為了使說明文字語句連貫，采用括注的形式注明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一次修訂和兩次重刊(1963、2007、2014、2015)，但對武人的評價不變。王氏沒有否認五代道德混淆、無法無天和紊亂脫序，但認為這些描述無助于了解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發(fā)展，而“新的探索應擺脫儒家的先入為主(Confucian preconceptions)，……那是苛嚴和缺乏同情心的”。于是，王氏只探討軍權，主要是天子親軍的重建和爭雄，但至少留下五個尚待探討的疑問：
一、五代武人真的不能符合儒家的價值標準嗎？他們被大量選入真宗朝編撰的《冊府元龜》受到贊揚，那些編撰者不正是儒臣嗎？他們難道沒有采用儒家規(guī)范作為選錄的標準嗎？
二、五代武人不乏允文允武堪稱“儒將”的人，他們?yōu)楹尾荒芊先寮覙藴剩?
三、一般武人，即使出身綠林也要遵守幫規(guī)，他們成為朝廷命官之后，是否仍要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或“武士之道”(以下有時簡稱“武德”)？如是，與傳統(tǒng)的武德有何異同？如《左傳》“武有七德”列舉用武所要符合的七種條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是否仍為五代用武者(當然包括武人)所遵從？例如西蜀的多位節(jié)度使，“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治理地方鎮(zhèn)所)，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蜀主乃以東川為武德軍，“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作為武人鑒戒；宋仁宗朝的知諫院張方平也說：“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以安民為七德之首。事實上七德不但見于宋代的詔令、奏議，還見于基層讀物《小學紺珠》。此外，宋太祖以殺降為“不武”之甚，把白起逐出位于武學的武成王廟，這個出自武人之口的武德，難道不符合儒家標準？
四、研究權力是否應兼顧軍與民？拜制度所賜，如諸司使副既可到軍隊任職，亦可到地方擔任刺史至節(jié)度使，大量武人乃成為地方首長，集合管軍與治民(含財和刑等)兩權于一身。所以，探討權力結構，不能只看武人的武功而不顧他們的民事。
五、新史學應否兼顧高層與基層？我們一方面應探討新的權力結構“在政治上”(如中央與藩鎮(zhèn)的關系)有沒有減少還是增加了無法無天和紊亂失序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應同情百姓，追究新的權力結構“在社會上”有無改善庶民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只要探討武人是誰和他們的吏治，便能檢討“儒士之道”與“武士之道”有何交集了。
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1990)可能代表直至今日的主流看法。他說五代“軍人干政，兵變迭生，武人不僅成為政局遞嬗的主導力量，更是政權轉移、政治敗壞的重要因素”。類似意見也常見于教科書，如高明士和甘懷真等人編著的《隋唐五代史》(2006增訂本)，認為五代政局的特質之一是“暴虐殘殺成性”，其“政治風氣的敗壞，實為中國史罕見?！蛭宕嘀饕⒃谲娛聦㈩I之手，而這批武夫悍將的橫行暴虐，較諸唐末大混亂不遑多讓，遂使黃河流域之民眾，疾苦日甚。以致白骨蔽地，荊棘彌望，百姓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困境中，其慘況實難以想象與形容”?！秳蛑袊贰返谖鍍陨掀?2009)第一章《五代》有點舊酒新瓶，讀者不如直接閱讀陶懋炳《五代史略》(1985)、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下冊(1990)和鄭學檬《五代十國史研究》(1991)，后兩書居然不在劍橋書目之中；較新的著作亦無多大進境。
方震華(Fang Cheng-hua)認為文治與武功難以并存，而武人難行文治。他的“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正統(tǒng)王朝的代價——后梁與后唐的政權合理化問題》，2005)與王賡武的意見稍有不同，以為后梁為了尋求正統(tǒng)，政治領袖愈來愈擁抱儒家的價值系統(tǒng)(increasingly embracing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也間接造成這些武人統(tǒng)治者的文儒化”，結果卻是災難連連，如“后梁末帝重視文治，卻缺乏統(tǒng)兵的能力，終為李存勖所滅”。本來以武取勝的“李存勖在滅梁后暫停軍事擴張，致力模仿唐代皇帝的形象，……執(zhí)掌大權的郭崇韜則努力重建由世族領導的文人政府，而這兩點都成為其政權快速滅亡的原因”，這豈不是以文誤國？在專書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875-1063)(2009)，方氏以三頁的篇幅討論武人形象的改變，如與文士交流和學文，一些子孫亦允文允武，但總的來說，武人“缺乏一個道德傳統(tǒng)，足以抗衡行之已久的儒學(Confucianism)，……武人風格不能產生一個價值系統(tǒng)，能夠將軍事行動法理化/正統(tǒng)化”，又認為“武臣的統(tǒng)治對庶民帶來嚴重的苦痛，進一步破壞武人的道德形象”，似乎又重復了王賡武的說法。無論如何，“重視文治”的后梁末帝在位約十一年(913—923)，于五代最長，遠過僅四年(923—926)的后唐莊宗李存勖和后來任何一位君主，不管他們是重文還是重武，那又如何能夠推論，謂重文是王朝短祚的原因呢？在位次長的是約八年的后唐明宗(926—933，歐陽修誤以為最長)，被《舊五代史》稱許為“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毫無疑問是因為他能兼重文治和武功(見本冊《沙陀王朝武人刺史賣劍買?！?，故也實在推論不出文治是短祚之因和文武不能兼治兼得。
今人可能被古人誤導，或不加細想，把他們的“論點”誤作“論據(jù)”，或對武人過于嚴苛，例如要求他們十項全能，只要有一二項失足，便全盤否定。我們先看古人對五代武人的論點或觀點，以下列三個最為重要，然后逐一檢視。
針對武人之貪殘害民，宋太祖說：“五代方鎮(zhèn)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文苑傳》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兩說都被學人視為宋代重文輕武的由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武人不能文治。
針對武人不遵法制，《宋史·刑法志》說：“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針對武人鮮能識書或吏治，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對”。
如所說屬實，那五代的武德既難以符合儒家的要求，也不構成自成一格的價值系統(tǒng)。在統(tǒng)治階級里，即使是中高層的武臣，也普遍沒有文識，欠缺道德，不守法制，鮮能吏治，禍國殃民。他們是“致亂”之源，根本談不到“致治”，故宋太祖要把他們的治權移交文臣。既然如此，學人甚少探討武人之治，更不會追究他們是否治亂相若，甚至治多于亂了。
然而，這些觀點大可商榷。首先看它們的性質：就史學三論來說，它們僅是“論點”，不是“論據(jù)”，用它們來“推論”五代武人不能文治，就好像我們推論秦檜是奸臣，證據(jù)是古人說他是奸臣，那當然是流于人云亦云的。我們最好列舉事實(fact)或事件(event)作為直接論據(jù)，再引用古人和今人較有憑據(jù)的論點作為輔佐證據(jù)。不管出自古代名人或現(xiàn)代大師，欠缺憑據(jù)的觀點和論點，最好不要用作直接證據(jù)，更不能用作最重要的證據(jù)(本冊《不遠鬼神文武皆然》)。
論點又分“專論”和“泛論”(generalization或概括性評論)，前者針對個案，后者針對眾案。以偏概全或以小見大時，必須留意個案的“代表性”；以全概偏或以大見小時，也必須留意其“涵蓋度”。且看一個批評五代吏治的泛論：魏泰(活躍于神宗至徽宗)自謂其《東軒筆錄》乃“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闕，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亦即魏氏所記有時與眾不同，但均是實錄。今人亦認為，“總的來說，在宋人筆記之中，它還是史料價值較高的一種”，應大致可信。魏泰說：“五代任官，不權輕重，凡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耄不任驅策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跡萬狀，至今優(yōu)諢之言，多以長官為笑?！币恢钡搅恕胺段恼傺停蛄钐煜逻x人，用三員保任，方得為縣令，當時推行其言，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稍舉矣”。不知這些為數(shù)眾多，且最接近人民的基層官吏，是文人還是武人居多？難道文人不是致亂之源？假如到了范仲淹之世，才“民政稍稍舉”，那五代末年與北宋初期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這種泛論，應相信哪些部分？無論是學生或老師，都應分清哪些是論點，哪些是論據(jù)，不要把缺乏論據(jù)的論點當作論據(jù)，以訛傳訛。
其次看這些觀點的提供者，最重要的當然是宋太祖，以過來人說過來事，又是皇帝，誰敢不信。其實不盡然，太祖的布衣交兼兒女親家王審琦家族就不是他所說的“方鎮(zhèn)殘虐，民受其禍”和少讀書不通治道。審琦為節(jié)帥，以不事聚斂和尊重舊制贏得《宋史》的贊美，說他“政成下蔡，……卓乎可稱”。王氏以武功起家之后，子弟文武兼習、兼仕和通婚，有些更能兼治，于民事和軍事均有治績，其姻家劉氏家族也是如此(本冊《不遠鬼神文武皆然》)。這種文武兼資用(capitalization)的情況，早見于五代初年。梁太祖朱溫甫即位便公開表揚“文武材”，鼎鼎大名的武將牛存節(jié)家族，及其同樣鼎鼎有名以治理河南建立不世功業(yè)的姻家張全義家族，還有中層的蕭氏家族，莫不文武兼學、兼仕、兼治和通婚(本冊《六代婚宦書與劍》)。到了五代末年，后周兩位皇帝尤其重視吏治，在詔撰的兩個《屏盜碑》里，表揚兩位武人文武兼資，是與皇帝“共理”天下的“良二千石”(本冊《武人在地之光》及《一所懸命》)。事實上宋太宗亦勤習詩詞、書法和法律，追求允文允武和出將入相的傳統(tǒng)武德。太祖既是過來人，豈會不知，他只說同行的壞話(部分真相)不說好話(其他真相)，當然有政治目的，我們不要中了這位武人的心計。
事實上，針對太祖因武臣殘虐而將其治權移交文臣的說法，經(jīng)過一段時間之后，朝臣提出更多的解釋或真相。如賈昌朝在仁宗慶歷二年(1042)上奏說：“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zhèn)武臣土兵(native土著，不是士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奔拔飨姆矗稳藢覒?zhàn)屢敗，“此削方鎮(zhèn)兵權過甚之弊也?！擞糜H舊恩幸之弊也”；隨即指出，“太祖監(jiān)\[鑒\]方鎮(zhèn)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由此可知兩點：其一，太祖要奪去武人治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削弱有著強烈地緣(即土)和親緣關系，而且“過盛”的武人勢力，務使方鎮(zhèn)無力挑戰(zhàn)中央，簡單說就是“削藩”，關鍵應是“權力”多于“治亂”。其二，削權之后，太祖和太宗仍然重用為數(shù)不少的舊將，并把軍中的刑賞和地方的部分財富“聽其自專”，而且一任十多年，成為所謂祖宗馭將之法，如“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在此，太祖和太宗最重要的考慮，在如何馭之，而非輕之或抑之，故在“小其名”和“少其兵”之后，便可“重其權”(充分授權)和“久其任”了(本冊《一所懸命》)。
最后，看這些論點的內容是否完全符合事實。就道德來說，儒家之最高要求應是忠義，而歐陽修《新五代史》說：“予于五代得‘全節(jié)’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jié)，獨出于武夫戰(zhàn)卒，豈于儒者果無其人哉。”總計十八人之中，只有李遐和孫晟是文人，武、文比例是16∶2，武人大勝文人。我們可以不同意歐公的界定，但他至少拿出數(shù)據(jù)來(參本冊《數(shù)目字會說話》)。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成王廟的配享。能夠入祀者足以作為武臣之典范，即使不能自成一個價值系統(tǒng)，也相當符合儒臣的要求了。太祖即位后三年(963)，看到白起在七十二賢之列，以其“殺已降，不武之甚”，涂抹其像，并下詔由三位文臣檢討入祀之資格，結果一共退去二十三人，補入二十三人，其中三人是五代武將。重訂之后，就國祚與人數(shù)之比例來看，第一高的是魏晉南北朝，第二高竟是五代，第三隋唐，第四漢代，第五春秋戰(zhàn)國。無論是質和量，五代堪充典范的武人不差于其他朝代。
就法律來說，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2006)第十章《立法成就與司法制度的變化》劈頭就說：“對于五代時期刑法變化的研究，還存在不少錯誤的觀點，甚至將這些觀點寫入高校教材之中，影響頗大?！痹诹⒎ㄉ?，他認為“五代時期的法律不過是唐后期的繼續(xù)，是沿襲而來的，并未發(fā)生重大變化，因而要說倒退變重，無論如何也算不到五代時期”。在司法上，他也承認“軍事執(zhí)法機構仍是武人掌管，使得整個五代時期執(zhí)法官員素質比較低下的情況難以改變”，似乎有所倒退。有趣的是，連宏在《五代法律制度考》(2007)所舉的司法例子竟是好壞參半。被百姓叫好的，如后唐莊宗、出賣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和后晉安重榮等，都是武人；被叫壞的卻有文人，如后漢宰相蘇逢吉要將賊人和四鄰同保“全族”處斬等。可見在五代法治好的一面，武人實有份；在差的一面，文人也有份(本冊《才兼文武是否墓志應有之義》)。其實，從法律文化的角度言，五代庶民對“非典”司法的感受，跟士大夫，尤其是后世的士大夫，有時并不一樣，喊好或多于叫壞。此外，武人若經(jīng)濟有成，受益的是大眾，司法失敗，受害的畢竟是小眾(第一冊《冤家聚頭文武合》)。無論如何，武人在單一項目失手，不足以抹殺其他項目的貢獻。
就吏治來說，縱使五代乏善可陳，也沒有多少官逼民反的事例。最嚴重的一次是后梁末期(920)的毋乙和董乙起事，很快就被敉平，跟唐代王黃之亂、宋代方臘之亂和明代李自成之亂不能相提并論，或見五代武人治郡不比唐宋明的文人差太多，至少沒有招致國破家亡。
吏治之優(yōu)劣也反映在經(jīng)濟之發(fā)展，杜文玉《五代十國經(jīng)濟史》(2011)的結論說：“五代十國時期雖然北方的經(jīng)濟狀況不如南方那樣繁榮，但是早在后梁統(tǒng)治時期有些地區(qū)就已經(jīng)使經(jīng)濟有所恢復，比如(三位武人)張全義治理下的洛陽地區(qū)、韓建的華州、成汭的荊南等。此外，后唐明宗統(tǒng)治時期，史學界公認是北方的小康時期。尤其后周建立以來，采取了各種措施，大力恢復經(jīng)濟，發(fā)展生產，已經(jīng)使北方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遠遠地超過唐代末期?！笨梢娫谖淙酥髡?，五代的吏治自始至終都有可觀之處，否則何來復元、小康與超越？
這些真相有沒有反映在墓志里？章紅梅的發(fā)現(xiàn)讓我們既喜又驚。她花了長達九年的時間完成《五代石刻校注》(2017)，共收五代拓片224件和十國121件，在數(shù)量上遠遠超過她完全沒有提到的周阿根《五代墓志匯考》(2012)約103件。讓我們高興的是，她再次發(fā)現(xiàn)五代有黑暗的一面，反映墓志沒有一味隱惡。章氏自謂墓志可補史之闕略和正史傳記之訛謬，在她筆下，五代是“血腥分裂的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凋敗的時期之一。……中原地區(qū)，武人專政，……輕視文治，崇尚武功，……與北方重武輕文相較，南方君臣多能禮待文士儒生，積極提倡文教”。讓我們吃驚的是，章氏校注了約345件墓志碑銘之后，竟然完全沒有看到或提到五代光明的一面，她還是以“血腥”“凋敗”和“重武輕文”作為五代的特點。其實，她所說的南方諸國，創(chuàng)業(yè)君王無一不是武人，可見武人及其后代亦未嘗不能“禮待文士儒生，積極提倡文教”。章氏在無意之中也替北方提出一個重文的證據(jù)，說修史之時，“為了彌補圖籍的不足，北方各小朝廷擴大搜羅范圍，南方諸國割據(jù)勢力所轄典籍也在采集之中”。如是，還能說北方漠視文化嗎？個人相信，只要憑著常識和心平氣靜地閱讀五代224件以墓志為主的拓片，是很難推論五代是“最黑暗、最凋敗的時期之一”或“輕視文治，崇尚武功”的。不說別的，那些墓志的作者全是文人，其文筆之精彩與學養(yǎng)之高深，毫不輸于唐志和宋志的作者，難道他們不是出自五代的教育和文化環(huán)境嗎？由此可知，成見和誤解絕對影響研究者的判斷和視野。
本冊的特點是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銘，不是去否定學人已發(fā)現(xiàn)的部分真相，而是發(fā)掘更多的真相，從四方面增加我們對武人的了解。第一，文人如何書寫武人。正史傳記的重要史源就是墓志碑銘，后者的一個特點是隱惡揚善和虛實相間，故我們首先分析墓志的筆法，并提出若干研究的方法，或可避免誤解誤讀。第二，武人之文事(或作文治、吏治、民事等，隨重點而用)。武功與文事并非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少武人出身布衣，對民間疾苦的感受和關懷往往超過書齋里的文人，他們成為地方首長后，往往與文士合作，建設地方。他們是否對“致治”有一定的貢獻，而不是只有宋太祖所說的“致亂”？第三，武人之品德和信仰。與文人相較，有時大同小異，雙方不乏交流的平臺和媒介，如經(jīng)營佛事和與文化僧交游。有時更是武勝于文，如歐陽修認為武人至少在死節(jié)和死事的表現(xiàn)上超越文人。他們是否能夠符合儒家的嚴苛標準？第四，武人之后代和轉型。安史之亂產生一批新的武人，如河朔三鎮(zhèn)；王黃起事和后梁、后唐統(tǒng)一北方，又產生一批新人；五代約五十三年亦足以產生新一代的武人。武二代或三代有何重要特征？假如文武兼習、兼仕和通婚是普遍情況，是新興勢力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后，為了維護其統(tǒng)治階級和階層的地位而采用的普遍手段，那么宋代的“重文輕武”應如何理解？
